1979年，女翻译刘禄曾前去美国访问，期间在餐馆用餐,一位50多岁美国男人紧盯她看了20分钟，终于忍不住快步走上前来，一把抓住她的手...... 刘禄曾的起点并不平凡。她出生在20世纪初的上海，家里条件优越，父亲在银行做事，母亲操持家务。她小时候住在一栋带花园的洋楼里，生活无忧无虑。她上的学校是中西女中，英语课特别严格，老师都是外国人。她很早就接触到英文小说，喜欢读简·奥斯汀，英语功底打得特别扎实。后来，她考进东吴大学学法律，英语水平更是突飞猛进，能轻松读懂复杂的法律文件。 1949年上海解放后，刘禄曾满腔热血想参加解放军文工团，但因为家里是“资产阶级”背景，没能如愿，只能留在学校工作。她心里一直憋着一股劲，想为国家做点什么。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志愿军急需英语人才，她终于等到了机会。她报名参军，凭着过硬的英语能力，成了战地翻译，奔赴朝鲜战场。 那时候条件特别苦。冬天冷得要命，防空洞里连草垫子都没有，睡觉时冻得直哆嗦。吃的也很简单，炒面是常事，高粱和小麦炒出来的东西又硬又干，咽下去都费劲。行军时她背着水壶和干粮，脚上磨出水泡，走路疼得钻心。她一个上海来的女孩子，从没吃过这种苦，但她硬是咬牙挺下来了。战友们看她这么拼，也慢慢接受了她。 1951年，她被调到志愿军第九兵团政治部，负责跟美军战俘打交道。她的任务是用英语宣传志愿军的优待政策，消除战俘的敌意。她学得很快，军事术语和美军文件都摸得门儿清。她接触过不少战俘，其中一个叫詹姆斯·柏特纳的美国兵让她印象深刻。这家伙当时情绪很低落，对啥都提不起劲。刘禄曾花了不少时间跟他聊，鼓励他别放弃。她还送了他一个写着“和平”的别针，想让他有点盼头。 1979年，中美刚建交，刘禄曾跟着教育家吴贻芳访美。她当时在南京的中国国际旅行社工作，负责接待美国团，英语好得让美国人都挑不出毛病。这次访美，她既是翻译，也是团队的骨干。她参加过博物馆的聚会，还在餐厅跟美国人聊中国的情况，大家都对她刮目相看。 那天在餐厅，她正吃着饭，突然感觉有人盯着她。她抬头一看，是个50多岁的美国男人，头发有点白，眼睛很深邃。他站那儿看了她20分钟，像在确认什么。她觉得有点眼熟，但想不起是谁。就在她纳闷的时候，那男人突然走过来，一把抓住她的手，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说自己叫詹姆斯·柏特纳，是朝鲜战争时的战俘，认出了她就是当年送他“和平”别针的人。 刘禄曾听完这话，心里一震，回忆全涌上来了。她没想到会在这儿碰上詹姆斯。这次重逢成了访美团的一个小插曲，也让在场的人都挺感慨。詹姆斯后来跟她聊了很久，说那枚别针他一直留着，成了他生活里的一个念想。刘禄曾也挺感动，说可能是和平的力量让他们又遇上了。 詹姆斯·柏特纳的故事也不简单。他出身美国底层，家里很穷，父母早早离了婚。他18岁就得自己混生活，还因为偷东西和打架进过监狱。朝鲜战争爆发时，他被抓去当兵，说是参军能抵刑期。他没啥战斗经验，上战场没多久就被俘了。 在战俘营里，他整个人都垮了。每天没精打采，对啥都没兴趣，甚至不想活了。刘禄曾负责提审他，发现他其实就是个被生活压垮的普通人。她用英语跟他聊了不少，告诉他日子总会好起来的。她还安排人照顾他，发烧时给他找医生，尽量让他好过点。詹姆斯慢慢被她的善意打动了，觉得自己还有希望。 后来，他开始变积极了，参加战俘营的活动，还给墙报写文章。他在文章里提到过刘禄曾，说她让他明白了志愿军的政策不是假话。他还给远在美国的老家写信，把战俘营的事写下来。战后，他回了美国，找了份稳定工作，结了婚，日子过得平淡但踏实。那枚“和平”别针他一直没扔，成了他心里的一份寄托。 1979年，他在餐厅认出刘禄曾时，激动得不得了。他紧紧抓住她的手，说那份善意救了他。这次重逢对他来说是个意外的惊喜，也让他更坚定了要珍惜和平的想法。 刘禄曾和詹姆斯的重逢，不光是两个人的缘分，更是中美关系缓和的一个缩影。朝鲜战争时，两国是对头，打得你死我活。可在这两个人身上，你能看到人性里那种跨过仇恨的东西。刘禄曾在战俘营里没把詹姆斯当敌人，而是用善意拉了他一把。詹姆斯也没记恨，反而把那份温暖记了一辈子。 1979年正是中美建交的头几年，两国刚从敌对转向合作。这次餐厅里的重逢，就像个小信号，告诉大家和平有多重要。詹姆斯后来加入了退伍军人协会，经常讲这个故事，还拿出那枚别针给大家看。他说这是他跟中国人的友谊证明。刘禄曾也一样，她回国后继续接待美国游客，常跟同事讲这段经历，鼓励大家用真心促进交流。 他们的故事还被写进了一本关于中美建交的书里，叫《和平的桥梁》。这事儿虽然不大，但挺能打动人。它让人觉得，不管过去有多少恩怨，人跟人之间总能找到共同点。战争是残酷的，可人性里的光亮总能在夹缝里冒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