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沈阳，一男子为了不浪费，将妻子吃剩的抗癌止痛药以200元的低价转给了病友。可

辽宁沈阳，一男子为了不浪费，将妻子吃剩的抗癌止痛药以200元的低价转给了病友。可万万没想到，此举竟被警方和检察院认定为贩卖毒品罪，后法院认可了警方与检察院的判断，判了男子有期徒刑6个月。男子感到十分冤枉，他出狱后不仅丢了工作，儿子想要考公都受到了阻碍。无奈之下，男子提起申诉，希望撤销自己的罪名。

2022年6月，张先生在癌友互助群里，把妻子生前没用完的盐酸曲马多和奥斯康定，以220元的价格转卖了出去。买家是辽宁本地的一位男子，聊天时随口提了句自己“长期吃，有依赖性”。

谁知，这不经意的“依赖性”三个字，竟成了日后警方认定张先生“明知对方是吸毒人员仍向其贩卖毒品”的关键证据。最终，法院判了他六个月实刑。

这一判，张先生不仅丢了公职，儿子的政审也泡了汤，家里87岁的老母亲连日常吃药的钱都快凑不齐。每每提起，张先生都忍不住喊冤：“我要真是毒贩，能带着还在读书的儿子一起去邮寄‘毒品’？能把所有医院开具的购药记录都好好留着？”

区区两盒药，怎么就把一个家给毁了？法律的天平，在这样的情境下，未免显得沉重甚至冰冷。更让人觉得不是滋味的是，张先生转卖的药，全都是妻子在正规医院、凭医生处方买的。他妻子2019年确诊肺癌晚期，为了治病，光买止痛药就花了十几万。他转卖的这些，当初买来可远不止220块。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岔子，让癌友间本是寻常的互助，变成了一场家破人亡的悲剧？

对癌症患者而言，癌痛是许多人生命最后阶段难以言说的折磨。我国每年新增癌症患者超过400万，其中六成会经历中重度癌痛。然而，能有效缓解剧痛的麻醉类止痛药，开具门槛却相当高。有的病人临终前疼得用头撞墙，家属跑断腿也难求到足够的药。

更无奈的是，这些国家严管的药品，患者一旦离世，剩下的就成了烫手山芋。家属面临两难：要么自费销毁这些昂贵药物，要么就得冒着犯法风险，在病友群里转卖——因为医保体系并不管剩余药品的回收。在癌友群里，转卖剩药早就是公开的秘密。有家属算过账：“一盒帕博利珠单抗，医院原价1.7万元，病友群里二手可能就3000元。对很多苦苦支撑的家庭，这差价是救命钱。”

张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2021年，江苏的袁某因转卖父亲去世后剩下的吗啡片，被判了三年，出狱后妻离子散，工作也没了。2022年，山东一位肺癌患者家属王女士，就因为在病友群转让了半瓶盐酸羟考酮，被刑拘了37天，最后还是检察院决定不起诉才出来。

桩桩件件，都在拷问：当冰冷的法律条文碰上民众的现实疾苦，是该机械执法，还是该在法理与人情间，给困境中的人留条活路？这样的执法，究竟是在维护秩序，还是在制造更多悲剧？

那么，法律的天平究竟是如何倾斜的呢？河南泽槿律师事务所的付建律师一针见血地指出：“贩卖毒品罪的成立，必须满足一个核心的‘明知’要件。”也就是说，得清楚知道卖的是毒品，且对方买去是吸食或非法用途。具体到张先生的案子，付律师查阅卷宗后发现，那位买药的闻姓男子，尿检结果是阴性，至少说明交易前后他没吸毒。

聊天记录里，闻某也只提到对药物有“依赖性”，这跟通常意义上那种主观渴求强烈、社会危害大的“吸毒”，有本质区别。“依赖性”可能因长期遵医嘱用药产生，而“吸毒”则指向非法滥用。

更关键的是，张先生转让的盐酸曲马多和奥斯康定，都是他妻子生前在正规三甲医院凭处方合法购买的，所有就诊记录、购药凭证都齐全。这和毒贩子那些来路不明的“地下药品”，性质上完全不同。然而，法院审理时却认为，买家明确表示“有了依赖性，不吃会难受”，张先生作为成年人，应该意识到这话可能与吸毒有关。但他不仅没警惕，还打算把家里剩下的其他7盒曲马多和两盒奥斯康定都卖给对方。因此，法院认定张先生构成贩卖毒品罪。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毒品犯罪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其实规定，贩卖少量毒品（如曲马多不足100克）且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可酌情从轻。

张先生转卖妻子剩药，主要是补贴家用和帮助病友，并没想牟取暴利，行为即使构成犯罪，也属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本可以适用《刑事诉讼法》中不追究刑责的规定。遗憾的是，他的两次申诉都被法院驳回了。

张先生等人的遭遇，不仅是法律适用上的争议，也暴露了现有制度在癌症患者临终关怀和药品管理上的巨大空白。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三甲医院肿瘤科主任也深感无奈：“癌症晚期患者，特别是最后三个月，用药量有时能抵一个普通人十年。

信源：映象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