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战争年代的彭德怀，以"布衣元帅"的形象深入人心。在转战陕北的艰苦岁月里，部队常常只能以高粱、小米充饥。当警卫员心疼他的胃病，偷偷炖了一只鸡送来时，彭德怀勃然大怒，当即命令这名警卫员返回原部队。在他看来，领导干部必须与战士们同甘共苦，任何特殊待遇都是对革命纪律的亵渎。王震旅长曾感慨地说："彭总不吃肉，我们怎么好意思吃？"这种无声的命令，胜过千言万语，塑造了一支纪律严明、能打硬仗的铁军。 回想1933年盛夏，彭德怀临危受命，担任以红三军团为主力、联合福建红十九师组成的东方军司令员。这支肩负特殊使命的部队开赴福建前线，在中央苏区东南方向构筑防线，以缓解蒋介石第五次"围剿"对瑞金的军事压力。 在指挥作战过程中，彭德怀三次冒着风险，断然拒绝执行时任中央军委代主席项英脱离实际的作战指令。他毫不客气地批评项英是"铁笼子里的军事家，全是教条主义"，这种直言不讳的态度在当时党内军内实属罕见。 随着战局恶化，东方军奉命撤回江西。面对李德等人提出的"御敌于国门之外"、"不失寸土"的僵化方针，彭德怀冷静分析敌我态势，向军委发出了一封极具战略眼光的电报。他指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机会减少。"在这份电报中，他建议红军应当避免与敌硬拼，而是采取"游击动作，发动群众封锁敌人"的灵活战术。这些建议充分体现了他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可惜在当时"左"倾路线占主导的情况下，这些真知灼见未能得到采纳。 彭德怀对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指挥方式深恶痛绝。他痛心地形容李德的瞎指挥是"崽卖爷田不心痛"，这个生动的比喻道出了他对脱离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指挥的愤懑。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指挥的华北八路军虽然很少打出歼灭上千敌人的大战役，但通过近10万次中小规模战斗的积累，最终歼敌总数达到惊人的110多万，其中日军就占40多万。这种积小胜为大胜的战略，充分展现了他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军事思想。 但彭德怀的军事思想绝非机械的经验主义。在西北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初期，面对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他总能审时度势，在看似无准备、无把握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地将劣势转化为优势，取得出人意料的重大胜利。这种将原则性与灵活性完美结合的指挥艺术，正是他军事才能的精华所在。 在军事指挥上，彭德怀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作战风格。他反对好大喜功，主张"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这种实事求是的军事思想，在1929年7月的红五军军委和湘赣边特委联席会议上得到了充分体现。当时，面对攻打安福县城的提议，彭德怀基于对敌我形势的客观分析，坚决表示反对。虽然最终"他们是全体，我是完全孤立的一个人"，但他仍然坚持己见。后来的战局发展证明了他的判断，这次冒险行动几乎导致全军覆没。 彭德怀的务实作风不仅体现在军事指挥上，更贯穿于他为人处世的方方面面。他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的精神，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正如孔子所言："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彭德怀始终坚持用事实说话，对大家都反对的人要仔细考察，对大家都称赞的事也要认真核实。这种求真务实的态度，使他在重大历史关头总能保持清醒的头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