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正在吃饭，突然太监来报:检校官有要事要禀告！ 朱元璋饭也吃不下了，他知道，只要检校官入宫肯定没好事。 检校官战战兢兢地说，发现了有盖着官印的空白文书，即空印。 所谓空印，就是先在文书上盖好章，然后再写具体的事情。 从元朝开始，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地方官府，皆要向户部汇报去年的钱粮及财政收支、税款账目。 户部查对的数字，必须与下面报上来的一字不差，才能签字盖章。 若是有一处错误，整个账册都必须驳回，重新填报，重新盖上印章。 江浙等地还好说，但云贵川等地交通不便，往来一趟十分麻烦。 古代交通不便，又没有传真，一些地方为了省事，就在空白文书上盖了章。 朱元璋听后，气得把筷子都扔掉了，下令要严查此事。 其实，一纸空印并不能说明有人贪赃枉法，但朱元璋对此极为仇视。 从底层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朱元璋，明白“亡元者，非明也，元也”得道理。 元朝就是死于无官不贪，导致民不聊生，民变四起，才给了朱元璋之流可乘之机。 朱元璋可不想，刚刚建立的大明王朝，毁于这些贪官污吏之手。 朱元璋怒批空印是欺君罔上的行为，处死了主印官，他的副手以及所有的从属，皆被打了一百通仗然后充军。 丞相和御史等人，都不敢谏言。 吴晗在《朱元璋传》中说：“空印案与郭桓案连坐被杀达七、八万人。” 不过有一个人比较“头铁”，非要去碰这个霉头，他就是郑士利。 时值天上星宿异变，朱元璋向群臣征求意见，郑士利写了封奏疏，把空印和星相都提了一遍。 他不出意外地出了意外，奏疏还没等送到朱元璋的案前，郑士利就被下诏入狱。 郑士利出狱后，朱元璋的气也消了大半，这才有心绪看看郑士利的奏折。 郑士利表示，皇帝严惩牵涉到“空印案”的官员，是担心这些人弄虚作假欺压百姓，不过这种担心全无必要。 文书如果要生效，则必须有全部之印，空印上面是骑缝印，所以纸张上的印记并不相同，这些空印，完全无法效力。 而且，这张盖了章的白纸，也不是什么人随随便便都可以得到的。 也办不成什么事，何况这盖了章的白纸也是轻易拿不到的。 空印一事，并不只发生在明朝，账面上的数字必须是户部和下面的各个机构核对再核对才成，而且最终解释权掌握在户部手里。 户部在京城，可下面的机构散落在全国各地。 近的几十里，远的数千里，这一来一回要花去一年多的时间。 今年的册子造好了，封入府库，又到了明年登基造册的时候。 所以，用空印这种权宜之计，是方便地方的行为，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重要的是，依法治国。皇帝惩办这些牵连空印案的官员，并没有法律依据。 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得使用空印，法无禁止即可为。 同时，皇帝在为官员们量刑时，也没有法律可以参考，所以，盲目地急于定罪，不利于国家的发展。 何况，官员的选拔和培养都是需要时间的，短则五年，多则数十年。空印案牵连人数太广，会让地方产生官员紧张的情况。 郑士利言辞诚恳地说：“通情达理清廉明察的人才，并非如小草一样，可以割去而能重新生长。陛下为什么以不足以治罪的罪，而失去足以任用的人才呢?臣私下里为陛下感到可惜。” 综合考虑，还是不要继续追查空印案。 的确，郑士利的话不无道理，他也确实是为了国家着想。 但郑士利没考虑到，这损害了君王的威严。 朱元璋贵为天子，命令既然已经发布，又怎么有收回的道理。 如果朝令夕改，出尔反尔，以后谁还会畏惧朱元璋。 朱元璋可以打造从善如流的人设，但他只会从那些不驳自己颜面的谏言。 郑士利早就想到自己的下场不会太好，所以写完奏疏他就趴在旅馆的桌子上失声痛哭。 郑士利的侄子问他有什么愁苦的事，郑士利回答：“必然触怒天子引来祸患。然而杀了我而能救活数百人，我有何遗憾呢?” 果不其然，朱元璋看完奏折后，立刻下令逮捕了郑士利以及他的家人。 朱元璋对郑士利施以酷刑，逼问他幕后主使。 郑士利笑了笑：“只是想看看我的上书能否被采用而已。我的职责是为国家议论政事， 自料必死，谁会为我出谋划策？” 最后，朱元璋发派郑士利及其哥哥郑士元去江浦服劳役，那些牵扯到空印案的官员，也无一幸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