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外交部礼宾司问启功先生能不能见一下，并称这次金泳三总统在我国文化界只想见启功先生一人，时间半小时，地点钓鱼台国宾馆。 启功先生作为20世纪中国书法艺术的重要代表人物，其书法艺术成就早已被学术界和大众所公认。他的书法融汇了古代多种书体的特点，自成一家，被誉为＂启体＂。然而，在艺术成就之外，启功先生的人格魅力同样令人敬仰。在物欲横流的社会环境中，启功先生始终保持着一种＂无求＂的生活态度，不追逐名利，不媚俗附权。 晚年的启功先生，更是淡泊名利到了极致。有一次，香港著名电影导演连续拍摄了两部清宫题材的故事片，希望请启功先生题写片头字。与此同时，末代皇后婉容的老家也有人请他题写匾额。面对这些看似荣耀的请求，启功先生都坚决予以拒绝。事后，他向好友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以为想让我写什么我就得写什么！＂这种不随波逐流的态度，正是启功先生人格魅力的一部分。 还有一次，有人请启功先生题写＂长江＂二字，启功先生同样拒绝了。他后来对好友说：＂谁知道他们是＇长江赌场＇还是＇长江妓院＇？凡是追求表面光鲜的人必然内心不诚实。＂这些事例充分表明，启功先生对于自己的艺术有着严格的原则，不会为了迎合他人而轻易妥协。 启功先生的人格魅力源自何处？除了家学渊源外，他的师承关系对他影响深远。作为清室后裔，同时又师从于章太炎、陈垣等学术大师，启功先生不仅继承了传统文人的学术思想，更吸收了前辈们不畏强权、坚守原则的风骨。这种师承传统赋予他特殊的文化自信和价值判断，使他在面对各种诱惑和压力时能够坚守自我。 进入90年代，中韩关系逐步正常化，两国在1992年正式建交。1994年，韩国总统金泳三访华，这是韩国与中国建交后韩国国家元首的首次正式访问，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此背景下，文化交流成为两国关系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国际交往中，文化名人往往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们不仅是本国文化的代表，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然而，作为个体，文化名人在参与这类活动时，既要考虑国家利益，也要坚守个人原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外交部礼宾司询问启功先生能否会见金泳三的事件。礼宾司明确表示，金泳三总统在中国文化界只想见启功一人，时间半小时，地点定在钓鱼台国宾馆。 1994年，中韩两国关系正处于蓬勃发展阶段，金泳三作为韩国总统访华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这次访问中，金泳三的文化交流安排显得尤为特别。外交部礼宾司特地向启功先生传达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金泳三总统在中国文化界只想见启功先生一人，会见时间为半小时，地点定在钓鱼台国宾馆。 面对这一看似荣耀的邀请，启功先生的回应却出人意料。他婉拒了这次会面，并表示：＂金泳三总统要接见我，30分钟我出来，他又得忙别的，于礼节恐怕不妥，那倒不如不去，请医生开个假条转过去得了。＂这番话表面上看是出于礼节考虑，但实际上反映了启功先生对这种会面性质的深刻思考。 启功先生随后对身边人透露了更为直接的理由，他表示作为一个学者没有朝见外国元首的必要，金泳三作为韩国总统没有资格召见他，而他作为中国公民也没有理由去朝拜金泳三。这番表态充分体现了启功先生的文化自信和民族气节，他不是简单地拒绝一次会面，而是在维护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启功先生的这一立场，与他一贯的为人处世态度是一致的。他不随波逐流，不趋炎附势，即使面对外国元首的邀请也能坚守自己的原则。这种态度既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也不是无礼的傲慢，而是源于对自身文化价值的深刻认同和对个人尊严的坚守。 金泳三得知启功先生的婉拒后，并未表现出不满，反而以礼相待，派人送来了花篮，并附上＂祝先生早日康复＂的便条。这一细节展示了金泳三作为政治家的风度，也反映了中韩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不会因为个人的选择而受到影响。 启功先生坚守原则的举动在当时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一事件逐渐成为展现中国知识分子风骨的经典案例。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在国际交往中保持文化自信与促进文化交流之间取得平衡，依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