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段祺瑞心腹大将徐树铮利用俄国十月革命之际，忽然率领边防军出塞直取库伦（乌兰巴托），蒙古诸部纷纷归降，很快就收复了乌利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地。 外蒙古地区历来是中俄之间争夺的焦点，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背景，使得这一地区在中国与沙俄的关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自17世纪起，沙俄便逐步扩张，尤其在清朝逐渐衰弱的背景下，沙俄通过多种方式对外蒙古进行了深远的政治与军事干预。随着外蒙古的地理位置逐渐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这片土地的命运也随之变得扑朔迷离。 1911年，清朝政权陷入内忧外患之中，外蒙古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宣布独立。这一举动不仅让外蒙古脱离了清朝的控制，也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在这一时期，沙俄的支持对外蒙古的脱离至关重要。沙俄凭借强大的情报网络和对外蒙古本地精英的影响力，帮助外蒙古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从而在名义上摆脱了清朝的统治。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外蒙古获得了真正的自主，其政治结构和决策依然在沙俄的操控之下，外蒙古的独立不过是沙俄为了扩大影响力的一个工具。 1915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北京政府重新恢复了对外蒙古的名义统治，外蒙古再次成为中国的一部分。然而，尽管这一时期外蒙古名义上归属中国政府，但其政治独立性并未完全消失，外蒙古依旧在沙俄的影响下运作。沙俄在外蒙古的影响力未曾消退，导致这一地区始终处于不稳定状态。 然而，1917年俄国发生的十月革命彻底改变了这一局势。沙俄政权的崩溃导致了外蒙古失去了强有力的支持，这使得外蒙古在国际局势中逐渐变得孤立。失去了俄国的庇护，外蒙古陷入了更大的政治空白中，外部势力的控制逐渐松动。对于中国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改变外蒙古现状的机会，随着俄国的衰弱，中国政府开始重新审视外蒙古的地位，甚至产生了将其纳入中国版图的愿望。 在这一关键时刻，中国政府决心采取果断行动。1919年，利用外蒙古政权的脆弱和沙俄政权的崩塌之际，徐树铮率领北洋军第一师，向库伦进发。尽管这支部队被称为＂师＂，实际上其兵力仅相当于一个加强步兵旅再加一个骑兵团。不过，他们装备精良，多为从国外贷款购置，战斗力不容小觑。 徐树铮的军事行动非常迅速，恰克图、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唐努乌梁海等关键城镇和要塞相继被攻克，北洋军势如破竹。外蒙古军队在战斗力上完全无法与之抗衡，很快土崩瓦解。徐树铮用严厉的手段震慑对手，对于顽抗的敌军，往往屠城以儆效尤。 在库伦城外，徐树铮遭遇了日军的挑衅。当时，日本在库伦驻有百余名军人，他们对北洋军的到来感到不安。徐树铮断然出击，迅速击溃了两支由日本扶植的蒙古地方武装。接着，他率部进抵库伦城外，传令日军三小时内缴械，撤出城区，否则后果自负。寡不敌众的日军指挥官松井别无选择，只得照办。 日军撤出后，库伦并未平静，城内尚有1000余名白俄军人负隅顽抗。徐树铮决定给他们一个教训。他命部队在城外三面设伏，待白俄军放松警惕后，发动突然袭击。北洋军伤亡数百人，但白俄军死伤惨重，溃不成军，仓皇逃至蒙俄边境。至此，库伦反抗势力被肃清。 外蒙局势虽然稳定，但各部仍在观望。徐树铮兵力有限，不足以号令四方。他决定施展心理战术，营造北洋军大量进城的假象。入城当日黄昏，80辆卡车浩浩荡荡开往库伦，车上黑布遮盖，不知装载何物。车队抵达西郊后迅速集结，禁止外人接近。一个连的兵力被部署在能容纳一个团的营地里，通过快速移动制造烟尘，反复往返于车辆与营地之间，制造数万大军已至的错觉。 接着，徐树铮在营地里集中兵力，大声操练，炮声隆隆，给人大军云集的感觉。同时，便衣散布谣言，渲染北洋军如何装备精良，如何军容整肃，如何战无不胜。很快，消息传遍库伦各部落，人心惶惶。 策略奏效，库伦诸部很快派出代表，呈献投诚书，宣誓归顺。徐树铮从宽处置，安抚民心，严令部队不得扰民。他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号召共同建设新外蒙。蒙民感戴不已，纷纷响应。 经过一系列政治军事斗争，外蒙各部最终于1919年11月向中华民国正式归附。徐树铮以区区数千兵力，收复万里草原，用兵如神，堪称传奇。但由于后续时局动荡，数年后外蒙又重新独立。中国对外蒙的统治，至今仍是一个未竟的梦想。历史上外蒙古的多次独立与归附，正如一场棋局，局势瞬息万变，变化莫测，充满了深刻的历史反思。 外蒙古的历史，直到今天仍深刻影响着中俄关系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它提醒我们，国家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始终是国家安全和外交策略的核心，而国际格局中的变化与复杂的外部力量，更是每个国家必须高度关注的现实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