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2月，蒋介石在南昌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宣布拟派一支军队到山东敌后打游击，以牵制日军南侵，并征询各将领谁愿意去，现场一时沉默。于学忠慨然站起来说：“我是山东人，我去。” 1939年2月，国民党在南昌召开高级将领会议。蒋介石提出，要派一支部队到山东敌后搞游击战，目的是拖住日军南下的脚步。当时抗战局势吃紧，日军占领了大半个华北，山东更是沦陷重灾区。蒋介石的想法很明确，打游击能分散敌人兵力，给正面战场喘口气。可这任务听着就危险——深入敌后，缺粮少弹，还得面对日军围剿，谁敢接？会议上，他扫视一圈将领，没人吭声。就在这时候，于学忠站起来了，简简单单一句：“我是山东人，我去。” 于学忠是谁？1893年，他出生在山东蓬莱一个穷苦农民家里。小时候家里穷，但他脑子活，读书刻苦。后来投了军，先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手下干，凭着打仗勇、管兵严，慢慢爬到高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占了东北，他跟着东北军撤到关内。那时候东北军日子不好过，兄弟们人心惶惶。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张学良被扣，东北军差点散架。于学忠硬是站出来稳住局面，带着部队继续扛日寇。 南昌会议上，他站出来不是逞英雄。作为山东人，他老家被日军踩在脚下，乡亲们受苦，他心里憋着火。更关键的是，他明白抗战不是一个人的事，牵制日军能给全国争取时间。蒋介石看他这股劲头挺满意，当场拍板，让他当鲁苏战区总司令，带五十一军、五十七军，还有韩德勤的第八十九军，去山东干。 1939年3月，于学忠带着五十一军从大别山出发，先到阜阳集结。为了不让日军飞机侦察到，他把部队拆成小队，晚上偷偷行军，自己还亲自带一个团冲在前面。到了沂蒙山区，他跟当地的八路军碰上了头。其实东北军跟八路军早有交情，西安事变前就喊着联合抗日，理念差不多。于学忠很清楚，抗战得靠团结，所以他让部队跟八路军搭上线，一边守根据地，一边化整为零，专挑日军软肋下手。 可山东敌后不是好待的地方。日军三天两头“扫荡”，伪军也来捣乱。更麻烦的是，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这家伙不地道。他一边想跟阎锡山、鹿钟麟搞什么“华北联邦”，一边还暗地里勾结日军反共。于学忠跟八路军合作，挡了他的道。沈鸿烈干脆动了杀心，派人暗杀于学忠。有一次，于学忠去干训班讲课，路上被人扔了手榴弹，幸亏他躲得快，只受了点轻伤。刺客被八路军逮住，一审是沈鸿烈指使。于学忠把这事报给蒋介石，可蒋没收拾沈鸿烈，反倒把他调去当农林部部长，摆明是和稀泥。 面对这些糟心事，于学忠没乱了阵脚。他跟手下说：“咱们在鲁苏这块地儿，不偏不倚，走中间路，跟友军搞好关系，不窝里斗，一心打鬼子。”这话接地气，也管用。部队在夹缝里站住了脚，日军想一口吃掉他，没那么容易。可到了1943年夏天，日军跟伪军联手搞大围剿，鲁苏战区顶不住了。于学忠指挥部队转移时，左臂中了五枪，血流了一地，部队也伤亡惨重。蒋介石听说他跟八路军走得近，又不听反共的调，早就看他不顺眼。这次借口他受伤，电令他撤出山东。于学忠不想走，回电说还能打，但蒋介石态度强硬，他只能带队撤。 1943年9月，于学忠撤离山东。走之前，他跟八路军领导人罗荣桓约好，用烟火信号通知，八路军接手防线，不让日军钻空子。撤退路上，有些兵舍不得走，跑去投八路军。罗荣桓知道后，赶紧把人连武器一块送回来，够意思。部队到了阜阳，于学忠开了个追悼会，悼念在山东死的弟兄。他说，五十一军光在鲁南就伤亡上万，打死日伪军好几万，拖住了日军四个师团，给全国抗战减了不少压。讲到这儿，他嗓子都哑了。 于学忠在山东这几年，苦头没少吃。日军围剿、沈鸿烈使绊子、蒋介石猜忌，哪样都不好对付。可他愣是咬牙扛下来，不光是为老家山东，也是为整个抗战大局。1945年抗战赢了，他还在军里干了几年。1949年，他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后来在那儿病逝，活了69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