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子强勒索李嘉诚、绑架郭炳湘，但面对霍英东时他却说，“我可不敢动！” 1964年

张子强勒索李嘉诚、绑架郭炳湘，但面对霍英东时他却说，“我可不敢动！” 1964年，恰逢新中国成立15周年国庆大典，许多香港杰出人士收到邀请。然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港英政府的压力，大多数人选择了回绝邀请。但霍英东并不畏惧这些威胁，毅然接受了邀请。为了避开港英政府的追查，他背着行李，辗转数十个小时，秘密地前往大陆。为了迎接霍英东的到来，中国大陆给予了高规格的礼遇，领导人亲自接见他，这令他感到受宠若惊。 尽管霍英东在整个参与15周年国庆大典的过程中始终保持谨慎和低调，但消息最终还是泄露了出去，霍英东遭到了各方的排挤与打压。这些措施包括禁止他参与任何招标项目，强制收回中标的土地，甚至将他的楼盘以低价转售给他人，最后更是通过空头支票来敷衍他。这一系列报复性措施让霍英东不仅损失了上百亿的财富，还遭遇了人格上的侮辱。 在面对这种“政治压迫”时，霍英东逐渐意识到，尽管香港市场依然潜力巨大，但在那样的环境下，自己想要发展将变得异常艰难。他感慨道：“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关系时，简直是走钢丝、步步惊心。”心灰意冷之下，霍英东决定离开香港，选择将精力投向祖国母亲。 在抗美援朝期间，面对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全面禁运以及港英当局对物资的严密查禁，霍英东不畏艰难，组织了规模庞大的船队，运送急需物资支援祖国。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新中国的高度评价，周恩来总理曾称霍英东为“患难之交”，并高度赞扬他以及其他港澳同胞在新中国最困难时期所提供的帮助。这段经历成为霍英东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也让他与中国内地建立了深厚的联系。 在香港黑帮史上，张子强可谓是一个让富豪们闻风丧胆的名字。这位胆大包天的悍匪，曾多次策划绑架香港顶级富豪，但在面对霍英东时，他却表现出了罕见的畏惧。一次，当他的手下拿着一份潜在目标名单来请示时，看到霍英东的名字赫然在列，张子强立即表现出强烈的不满，甚至直接动手教训起手下，坚决表示这个人碰不得。这个细节虽小，却充分展现了霍英东在香港社会中的特殊地位。 在20世纪90年代的香港，几乎所有的富豪们都为自己配备了最严密的安保措施。但霍英东却是个例外，他是当时香港唯一一个敢独自出门不带保镖的大佬。在铜锣湾、中环等香港最繁华的街区，人们经常能看到霍英东独自一人漫步的身影。他会走进街边的茶餐厅，与普通市民同坐一桌，品尝港式奶茶和菠萝包。即便在社会治安最动荡的时期，他仍保持着这样的生活习惯。作为著名的爱国商人，霍英东在香港工商界有着超然的地位。 上世纪80年代，他积极参与中英谈判，为香港的和平过渡贡献力量。在香港回归前后的关键时期，他多次在重要场合发声，呼吁社会各界同心同德，共同维护香港的繁荣稳定。他创办的霍英东基金会，长期致力于支持香港的教育事业。在他的推动下，香港多所学校获得了发展资金，众多贫困学生得到了求学机会。他经常亲自到访各个社区，了解市民的实际困难，并提供切实的帮助。 在霍英东的一本名为《我的参与——改革开放二十年》的文集中，有一篇文章题为《香港的价值》，其中深入探讨了香港的地位和价值，透过这篇文章可以看出霍英东先生对香港的深刻看法。他认为，香港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繁荣的地方，是因为市民在平等的条件下敢于抓住机会，吸纳世界上的先进文明，利用最高效的方式创造财富，推动社会进步。他形容自由为“活跃的生命力”，即大家在共同认可的游戏规则下，敢于拼搏、敢于突破，这不仅能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也能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进步。正是这种自由和拼搏的精神，成就了香港的独特价值。 自20世纪60年代起，霍英东便与中国内地展开了生意合作。1978年，他率先在内地投资建设酒店，并且涉足其他多个行业，参与了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与开放进程。霍英东不仅是商界的成功人士，还在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早在1979年，他就被聘为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这无疑是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重要标志。 香港的舆论普遍认为他“爱国至诚、为人谦厚”，这不仅是因为他对社会的捐赠，更重要的是他深厚的“大中华主义”情怀。霍英东积极支持香港回归，并乐于充当香港与北京之间的桥梁。他还热心为北京申办奥运会奔走，当申奥成功后，霍英东彻夜未眠，喜极而泣，充分展示了他对祖国和香港的深厚感情。 一次，有人问他是否担心被绑架，霍英东坦然回答：“我从不担心别人会绑架我，因为我这一辈子没有对不起任何一个人！”霍英东一生与人为善，但他同时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他认为，不论是从政还是做生意，无论从事哪个行业，最重要的就是做人。 他在广州捐款建造了洛溪大桥，这项善举得到广泛认可。然而，某些政府部门却开始收取过桥费，霍英东对此非常愤怒。于是，他委托他人公开发表声明，说明自己并未从过桥费中获益，并通过媒体向公众传递信息，最终促使当地政府部门认识到错误并纠正，霍英东因此也获得了应有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