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一南一北有两个奇葩国家，一个是印度，一个是蒙古国。印度的奇葩在于他很喜欢玩杀猪盘，先把猪仔迎进来，一旦猪仔长肥一点就立马磨刀割肉。但相比于印度，蒙古国就更奇葩，他是直接就把猪仔给宰了。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黄某某、郭某（两人均在逃）与刘正飞、魏景双、罗森俊、谢绍林等100余人联合，通过投资微信群进行诈骗活动。他们以“荐股”、“炒区块链”、“欧洲平均工业指数”等方式引诱投资者，故意指导反向操作，使得投资者频繁亏损。更为严重的是，当受害者希望退出时，诈骗团伙不仅阻止他们提现，还巧妙地设置了各种障碍，导致300余名“投资者”陷入其中，最终上亿元资金被诈骗。这些犯罪行为涉及范围广泛，跨越了中国、蒙古、柬埔寨等多个国家，涉案人员多达700余人。 在回顾历史时，外蒙古的独立过程也体现了中国在面对外部压力时的复杂处境。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清朝政权岌岌可危，沙皇俄国趁机扶持外蒙古贵族脱离中国，宣布独立。虽然在随后的俄国内乱时期，中国曾短暂收回外蒙古，但到了1924年苏联支持下，再次推动外蒙古的分裂，导致外蒙古的贵族宣布第二次独立。此时的中国，由于处于军阀混战、内外交困的状态，无法有效收回外蒙古。更为复杂的是，因应对日本侵略的需要国民政府不得不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在美国压力下承认了蒙古的独立。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实行对苏联的一边倒战略，并试图避开美国的封锁，外蒙古问题一直未能得到解决。数十年间，外蒙古的独立成为了事实，而中国的领土形态也从原来的“秋海棠”变成了“大公鸡”。内蒙古和外蒙古经历了完全不同的发展历程。外蒙古的独立不仅改变了中国的地理版图，也影响了两国的历史走向。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其中，位于南北两端的印度和蒙古国，因其独特的外交和经济政策，常常引发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两个国家在对外经济合作中展现出的特点，堪称＂一南一北两个奇葩＂。 在国际投资与经济合作中，印度政府往往采取＂先诱后取＂的策略。他们会通过优惠政策、市场准入承诺等多种方式，吸引外国资本进入。然而，一旦外资企业在印度扎根、投入大量资金后，印度方面会通过各种政策调整和监管要求，逐步加大对外资企业的管控力度，最终达到利益最大化的目的。这种手法，在商界被形象地称为＂杀猪盘＂——先让＂猪仔＂吃饱长胖，再收割利益。 比如在近年来，印度在新能源汽车、电子制造等领域的投资政策中，就多次展现出这种特点。他们往往以市场准入、税收优惠等诱人条件吸引外资，待企业投资建厂后，再通过提高本地化率要求、调整补贴政策等方式，迫使外企让出更多利益。这种做法虽然让一些外国投资者感到不适，但由于印度市场的巨大潜力，许多企业仍然选择继续在印度发展，只是步伐更加谨慎。 而蒙古国的做法则更加直接。与印度的＂渐进式收割＂相比，蒙古国往往采取更为激进的方式。他们不会花太多时间在铺垫上，而是直接提出各种要求，这种做法就像是不等＂猪仔＂长大就直接动手。这种策略虽然来钱快，但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很容易打击投资者的积极性。 蒙古的经济增长与中国的崛起密不可分。中国不仅是蒙古最大的贸易伙伴，且中蒙贸易额长期占蒙古对外贸易总额的50%以上。然而，尽管经济上与中国的联系日益紧密，蒙古对中国的态度却一直保持一种天然的敌视。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蒙古在外交上奉行西化路线，并提出了“第三邻国战略”，力图在大国之间保持平衡。 传统上，俄罗斯和中国是蒙古外交的主要方向，但自苏联解体后，蒙古便不愿过于依赖俄罗斯，更不希望沦为中国的附庸。2011年蒙古国通过了“新外国投资法”，这一法律严重限制了外国投资，特别是针对中国公司。结果，蒙古的外国投资在几年内大幅下降，到2015年，蒙古的外国直接投资暴跌了85%。 中国和蒙古的经贸往来虽然密切，但在实践中却经常遇到瓶颈。许多蒙古商人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货源，往往被坑；而中国商人在蒙古也常常找不到合适的商业合作方向，交易过程中的困扰和不顺畅让双方都感到沮丧。这些问题深深触动了秦秀广，作为蒙古国宁夏商会会长，秦秀广长期从事生意，但曾遭遇过很多挫折和亏损。 在宁夏做生意时，虽然涉足多个行业，却未能成功，最终决定前往蒙古，继续尝试新的商业机会。初到蒙古，他遭遇了不少困难，甚至跌入许多陷阱，但他从这些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并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秦秀广深刻体会到跨境贸易的复杂和不易。受此启发，他决定投身互联网行业，并在国内互联网行业如火如荼的背景下，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创建一个大宗商品跨境交易的直通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他希望能够解决中蒙经贸中的痛点问题。为此，秦秀广投入了5000万元人民币，得到了宁夏商务厅和中国贸促会宁夏委员会的全力支持。2019年，这一大宗商品跨境交易平台的1.0版本终于发布，成为他商海征程中的一次重要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