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8月初，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军事检讨会，国民党中将宋希濂发言说：“几十万元的法币抵不上一块大洋，官兵吃不饱穿不暖。自杀者有之，弃儿鬻女者有之，这怎能维系军心？” 1948年，法币的贬值达到了顶峰。 自1935年起，国民党便开始大量发行法币。 然而，货币的供应过剩，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在1945年以后，其购买力几乎降到零。 1948年，100法币已无法购买到一粒大米。 与此同时，法币的印刷技术依赖于美英合作，机器和纸张多由美国提供，在香港生产。 然而，日本占领了香港后，开始大规模伪造法币。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高等学府的教授生活困难，1946年底，清华大学的教授月薪虽已达到83万元，但这些薪水很快就不再够用。 到1947年底，尽管薪资上涨至1000万元，但教授们仍然无法买到足够的面粉。 北平的教师们往往依赖美国援助的旧衣物来度过冬天。 1948年，国民政府决定通过货币改革挽救经济。 他们计划通过金圆券的流通来替代法币。 金圆券的发行总额被严格限制在20亿元，并与黄金挂钩。 然而，这一措施的执行面临着黄金储备不足的问题。 王云五成为这项改革的核心人物。 他在担任财政部长后，迅速投身于币制改革的筹备工作。 他详细研究了国内外关于币制改革的建议和历史案例，最终制定了以“金圆券”为核心的改革方案。 1948年7月，王云五将草拟的方案提交给蒋介石。 最终形成了金圆券的具体发行方案。 8月，金圆券正式开始发行。 蒋介石亲自参与了与工商界和金融界的座谈会。 在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的银行门前，形成了排长队兑换的景象。 许多普通百姓迫于政府的威压，不得不将手中的黄金、外币和银两兑换为金圆券。 根据《大公报》的报道，金圆券在发行的一周内，已经有超过2700万美元的黄金与外汇被兑换成金圆券。 尽管如此，由于金圆券未明确标明“金圆”字样，市民对金圆券的真实性产生了疑虑。 此外，金圆券作为法币的辅币与旧镍币有些类似，百姓难以辨认真伪。 许多工商资本家却并不急于兑换金圆券。 由于他们宁愿将手中的金银外汇、外币等资产保留在手中。 面对这些不愿配合的资本家，蒋经国亲自召集商人，并威胁他们必须将金银外汇交出。 煤炭大王刘鸿生将蒋经国的威胁传达给下属。 最终，这些资本家被迫将手中的黄金和外汇交给中央银行。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虽然深得蒋介石的赏识，但也不得不将手中的114万美元外汇上交给政府。 蒋经国还采取了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等措施。 即使商店内没有货物，也不允许关闭。 蒋经国坚决打击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的行为。 此时，商人们为了躲避政府的监管，纷纷将货物藏匿或转移至其他地方。 另一方面，金圆券快速发行，仅在1948年9月，金圆券的发行量便激增至12亿余元。 商品价格飞涨，在北平，粮食和其他基本生活物资几乎完全消失，商店关门停业。 上海的市场同样萎缩。 面对这种情形，王云五并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调整，反而决定赴美出席国际货币基金和国际复兴建设银行年会，试图寻求国际贷款支持。 在他不在国内期间，金圆券的发行速度没有得到遏制。 商品市场几乎崩溃，粮食、油盐等生活必需品在北平几乎无法购买。 吴相湘等学者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王云五应该留在国内。 当王云五返回中国后，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接近4亿元，政府依然依赖大量发行金圆券来填补财政漏洞。 市场上的钱币快速贬值。 到10月，普通百姓手中的纸币价值急剧下滑，许多人甚至选择将金圆券兑换成黄金或外币。 行政院决定取消限价政策，并允许粮食自由买卖，但这并未能显著改善市场状况。 11月，金圆券的发行量已突破20亿元。 市民们涌向银行，争相兑换黄金或外币。 在上海的一个兑换事件中，约10万人涌向银行，结果导致了7人死亡、105人受伤的惨剧。 许多地方开始拒绝接受这种货币。 部队也不再接受金圆券作为薪资支付，部分地方政府甚至要求改用银元。 1949年，金圆券在7月停止发行。 参考文献：[1]李金铮.旧中国通货膨胀的恶例──金圆券发行内幕初探[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1):72-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