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沈从文喝下煤油割腕自尽，被送往医院，他想拉妻子的手，妻子却甩开了。后来的时光里，妻子都没去看他一眼。弥留之际，沈从文对妻子说：＂三姐，是我对不起你。＂到最后，张兆和都没说出沈从文想要听到的。 1948年底，中国文坛发生了一场足以改变许多人命运的风波。这场风波的导火索是郭沫若发表的《斥反动文艺》一文。 文章矛头直指以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体。当时的郭沫若已是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他的一篇文章足以撼动整个文坛。 1949年1月，这场批判运动从报纸延伸到了校园。北京大学的教学楼上出现了大幅标语，上面写着＂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 沈从文每天依然准时去北京大学上课，但课堂气氛已经不再如从前。学生们的眼神中带着疑虑，同事们的交谈也变得谨慎。 这时的北京文学圈已经开始分化。一些老朋友选择了保持距离，但也有像丁玲这样的人，仍然保持着某种联系。 到了1949年2月，《新民报》派记者采访沈从文，询问他对郭沫若批判的看法。面对记者，沈从文表现得相对平静。 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批判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 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3月初。那时的沈从文已经很少参加文学界的活动，大多时间都在学校和家里度过。 一天，沈从文来到北池子，想要见一见老友丁玲。但这次会面却让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冷淡。 这种冷淡不仅来自老友，更来自整个时代。原本熟悉的文学圈、教育圈，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大学的课堂依然在继续。沈从文还在讲着他熟悉的课程内容，但每一堂课都变得异常沉重。 校园里的标语越来越多，批判的声音越来越大。 1949年初的北京，不仅政治环境风云变幻，沈从文的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这场危机的源头，是他与小姨子之间一段不当的情感纠葛。 张兆和和沈从文的婚姻一直被外界视为文坛佳话。但此时的张兆和已经萌生了离家的念头。 消息很快传到了文学圈，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沈从文最好的朋友，诗人卞之琳得知此事后，对沈从文提出了严厉的责难。 原本亲密无间的朋友关系因此出现了裂痕。卞之琳开始与沈从文保持距离，这让沈从文在文坛更加孤立。 张兆和的离家之意并非一时冲动。家庭内部的矛盾积累已久，这次事件不过是导火索。 在外人看来，沈从文家中的这场风波来得突然。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 文坛好友们对这件事议论纷纷。有人同情张兆和，有人为沈从文辩解，更多的人选择了沉默。 这场家庭危机恰逢政治风波，对沈从文造成了双重打击。外有政治批判的压力，内有家庭破裂的危机。 张兆和的态度日益坚决。她不仅要与沈从文分开，还打算带走孩子。 家中的气氛越来越压抑。沈从文的生活重心从学校转移到了处理家庭问题上。 每天回到家，沈从文都要面对妻子冰冷的态度。曾经温馨的家，此时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氛围。 卞之琳的态度让沈从文尤为难受。失去挚友的支持，让他在这个特殊时期更加孤独。 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凝重，沈从文的精神状态也每况愈下。 张兆和开始收拾行李，准备离开这个家。这个决定不仅影响了两个人的婚姻，也影响着他们的孩子。 文学圈的朋友们看在眼里，却无力相劝。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难处。 沈从文的精神状态逐渐崩溃。他开始失眠，情绪也变得不稳定。 白天，他还要强撑着去学校上课。晚上回到家，却要面对即将破碎的婚姻。 政治压力和家庭危机的双重打击，让沈从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从容。那个在文坛叱咤风云的作家，此时显得异常脆弱。 到了1949年3月下旬，局势已经无法挽回。张兆和坚持要离开，而沈从文却无力改变这个结局。 1949年3月28日，沈从文做出了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决定。 清晨，沈从文拿起了剃刀，割破了自己的脖颈和手腕。随后，他又喝下了一瓶煤油。 幸运的是，长子龙朱及时发现了这一幕。他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抢救。 医院里，沈从文想要拉住妻子张兆和的手，但妻子却甩开了。在随后的日子里，张兆和始终没有去医院看望沈从文。这场自杀事件并没有改变她的决定。 沈从文被转入精神病院继续治疗。这段经历在他的生命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6月8日，丁玲抵达北平。两天后，她就去看望了正在康复的沈从文。 丁玲的到访给沈从文带来了一些安慰。半个月后，她又约了何其芳一同前去探望。 这次看望中，沈从文向丁玲展示了一个药盒，上面写着＂鸡鸣散＂。这个神秘的药盒是在他家门口发现的，被认为是一种警告。 文学界对沈从文的这次自杀事件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认为是政治压力所致，也有人认为是家庭矛盾的结果。 清华大学的解志熙教授提出了新的观点。他认为，政治压力虽然存在，但可能不是主要原因。 在这次事件后，沈从文的创作生涯发生了重大转变。他逐渐淡出了文学创作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