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孙健辞去副总理职务，回到天津自行车厂当钳工。车间主任问岗位，他说“就去钳工班”。徒弟称他以前是副总理，他说“在车间里，大家都是工人，叫我老孙”，踏实工作直至退休。 1980年秋末的一个清晨，北京还笼罩在淡淡的雾霭中，孙健站在中南海的宿舍里，最后一次环顾这个住了五年的房间。床上的蓝布被褥叠得整整齐齐，墙角的旧皮箱里只装着几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和几封家信。他轻轻拉上箱盖，提起卷了边的帆布包，没惊动任何人，便沿着熟悉的小径走向了人生的另一条道路——此时距离他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刚刚过去三天。 回到天津自行车厂的第一天，车间主任李师傅有些忐忑地问：“孙师傅，您看给您安排什么岗位？”孙健二话不说，抄起挂在墙上的工具袋：“就去钳工班，我以前在一机局就是干这个的。”当天上午，他就趴在工作台前，专注地给自行车前叉校直，鼻尖上挂满了汗珠。年轻的徒弟小王凑过来，小声说：“您以前可是副总理啊。”他头也不抬：“在车间里，大家都是工人，叫我老孙。” 在工厂的日子，孙健过得比当副总理时踏实。每天清晨六点，他骑着那辆骑了十年的“飞鸽”牌自行车进厂，车把上挂着铝制的饭盒。中午和工友们围坐在长条凳上，啃着馒头喝着白菜汤，听他们聊孩子上学、邻里琐事。有人问他在中南海吃什么，他笑说：“和你们一样，窝头咸菜，不过食堂的大师傅手艺比咱厂的差些。”晚上下班，他常帮住平房的邻居修水管、搬蜂窝煤，胡同里的大爷大妈总说：“老孙还是那个实在人，没架子。” 辞职后的孙健，最珍惜的是能安静读书的时光。他的床头摆着《电工学》《企业管理概论》，还有一本用红笔做满批注的《邓小平文选》。周末休息时，他会骑车载着小孙子去图书馆，自己坐在角落看技术期刊，老花镜滑到鼻尖也不在意。有一次，图书馆管理员认出他，惊讶地说：“您现在还这么爱学习？”他摘下眼镜：“不学习怎么跟得上技术革新？我现在带的徒弟都在用数控机床，咱不能落后。” 1997年，天津自行车厂改制，59岁的孙健正式退休。离开工厂那天，他特意穿上当年当副总理时发的灰布中山装，在车间门口站了很久。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在他亲手带出来的那台半自动切割机上，金属表面泛着温润的光。曾经的徒弟们围过来，要给他拍张合影，他却摆摆手，从工具柜里掏出磨得发亮的扳手：“留个念想吧，这东西比西装合身。” 世纪之交的一个冬天，孙健因病住院。同病房的老人听说他的经历，感慨地说：“您这一辈子，大起大落啊。”他躺在病床上，望着窗外的积雪：“起落不重要，重要的是别忘本。我当副总理时，没给工人丢脸；现在当老百姓，也得做个像样的普通人。”临终前，他把子女叫到床前，反复叮嘱：“别想着靠我的名气办事儿，你们就记住，不管当多大官，首先得是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孙健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的真实写照。他没有显赫的家世，也没有传奇的经历，有的只是对自己身份的清醒认知——当国家需要他站在更高的位置时，他努力承担；当发现自己更适合基层时，他果断转身。这种在荣誉面前保持清醒、在平凡中坚守本真的品格，让他的人生轨迹虽然曲折，却始终闪耀着朴实的光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