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主席年代，读的小学课本有这么一句话，“国民党反动派，苛捐杂税多如牛毛。” 在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面临着重建家园的巨大挑战。战争造成了广泛的破坏，许多地区的基础设施毁坏严重，民生凋敝。为了缓解农民的经济负担，国民政府决定采取减免税收的措施。 根据国民政府的规定，原先被日军占领的省份在战后第一年免征农业税。考虑到战争给全国农民带来的普遍影响，这一减税政策不久被扩展至全国范围。 然而，这项政策的实际执行过程中遭遇了重重困难。首先，国民政府实际上很难从农民手中收取应有的税收。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税收系统存在着严重的漏洞。地方上普遍存在瞒报土地面积的现象，农业税按土地面积征收，但政府往往难以掌握确切的土地实际面积，从而导致税收的基数严重缩水。 此外，税收征集的体制也是问题重重。当时国民政府采用的是一种层层转包的税收制度，即中央政府规定各省应缴纳的税额，然后各省再按照这个标准向下层级转包，直至地方。这种包税制允许省级以下的政府在征税额达标后，将超额部分留作自用。这种做法在理论上是为了简化税收流程，提高效率，但实际上却给地方官员大量侵吞税款、贪污腐败提供了空间。 实际上，即使是中央军直接控制的省份，纳税的土地也只占到实有耕地面积的一小部分，例如有些县的纳税耕地不足总耕地的10%。这种情况在农业税征收中非常普遍，导致国民政府预期的税收收入大打折扣。而保甲制度下的保长，作为税收的最终执行者，他们的权力在实际操作中几乎不受约束，贪污现象十分严重。 20世纪初的中国，农民面临的经济压力是沉重的。尽管国民政府公布的正式税率相对较低，但农民的实际税负却异常沉重。除了中央规定的税收之外，地方政府还会加征各种杂捐，这些额外的税负常常高达正税的五六倍。 此外，随着外来商品的涌入，传统的农村自然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加之军阀时期无休止的搜刮，许多自耕农家庭财产耗尽，无奈只能将土地出卖或抵押给地方的权贵及富绅。在自然灾害如旱灾或洪水频发的情况下，这种状况更为常见。农民往往借高利贷来度过难关，但高额的债务使他们无力偿还，最终只能失去土地，沦为佃户。即便如此，他们仍需持续承担高利贷带来的经济压力，其生活处境堪比《白毛女》中的杨白劳。 这种困境并非国民政府时期特有，而是中国历史上的常态。每当一个朝代初期，政府往往会实施宽松的土地政策和较轻的税赋。然而，随着和平时期的延续，由于传统农业对自然灾害的抵御能力较弱，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便会使农民不得不依靠借贷来维持生计。这种经济模式不断循环，导致土地逐渐集中到少数人手中，大量农民破产，成为流民，进而引发社会动荡，直至新的政权崛起，历史便进入下一个循环。 黄宗羲通过对这一周期性历史模式的观察，总结出了后人称之为“黄宗羲定律”的规律。黄宗羲的这一发现，源于对明朝初期税制的研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规定了较低的税率，并且明文规定其后代永不得提高税率。然而，这种理想化的政策并未能持续。随着时间推移，国家财政压力增大，尤其是在进行重大工程和军事行动时，政府需求增加，因无法提高税率，便不得不通过加征各种杂捐来转嫁成本，最终这些成本仍旧落在了农民的肩上。 清朝在入关后所实行的税收政策，表面上看似增加了税率，实则通过取消地方上的各种杂捐来减轻了农民的总体税负。这种政策的实施，对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清朝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明朝晚期存在的社会矛盾和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 20世纪的中国解放区，虽然面临的是不同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但在税收政策上也展现出了相似的改革精神。解放区政府公布的正税税率虽然比国民政府时期要高，但由于取消了各种杂捐和高利贷，实际上大大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此外，解放区的税收主要采用实物税，这一措施直接减少了农民为了纳税而必须低价出售农产品换取货币的压力。 解放区的税收政策优势不仅止于此。由于党组织的广泛渗透，农民的纳税状况被有效监管，难以瞒报。同时，税收的征集和使用更加透明，减少了通过贪污腐败造成的资源浪费。基层社会组织的重建和群众组织的普及，更是动员了农民积极参与社区和农业发展项目，如开垦荒地和兴修水利，这些活动直接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减少了对天气的依赖。 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政策的实施有效提高了解放区政府的公信力和执行力。当遭遇自然灾害时，政府能够及时调配资源，通过低价或免费分发储备粮食来救济灾民，有效避免了大规模的饥荒发生。 正是由于这些实际受益，解放区的农民群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广泛支持并积极参与到红军和解放军的行列中。淮海战役期间，能够动员超过500万农民参与支前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