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在南海做深潜试验时，顺便回家看望93岁的母亲。谁知母亲看着多年未见的儿子，竟然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1988年春天，一辆黑色轿车颠簸着开进广东汕尾的乡间小路，车里坐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他贴着车窗往外张望，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公文包上的铜扣。 依稀记得30年前离开时，这条路还是坑坑洼洼的土路，如今柏油路面平整宽阔，路两旁盖起了三层小楼。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见老人眼眶泛红，递过纸巾时问了句：“黄总师，这趟回家该高兴啊？”老人摆摆手没说话，目光落在远处山坡上一棵歪脖子老榕树，那是他离家前和兄弟们爬树摘果子的地方。 老宅门口晒着咸鱼干，穿灰布衫的老太太正弓着腰翻竹篾，他下车时踩到块松动的石板，响声惊得老太太直起身子。 两人隔着十来步距离对望，老太太手里的咸鱼“啪嗒”掉在地上，她颤巍巍往前挪了两步，突然用潮汕话喊出句：“老三？”这声呼唤像把钥匙，“咔嗒”拧开了尘封30年的记忆。 事情得从1958年春天说起，刚满30岁的黄旭华在上海造船厂干得风生水起，某天突然被领导叫去北京“临时出差”。 他拎着个藤条箱就上了火车，以为顶多3个月就能回来，谁知到了北京西郊的破旧办公楼，领导指着墙上的批示说：“从今天起，你就是19号信箱的人。” 核潜艇属于最高机密，他签完保密协议才知道此事，不能说自己在哪，也不能透露工作内容。 头两年还能往家里寄信，信封上永远只写“北京XX信箱”，母亲来信问他在哪个单位，他咬着笔杆想了整宿，最后回信说：“我在首都当技术员，单位管得严。” 1964年深秋，黄旭华跟着团队搬上渤海湾的荒岛，岛上连棵遮阳的树都没有，七八级海风刮得人脸生疼，他们在油毡棚里搞研究，冬天裹着棉被画图纸，夏天光着膀子打算盘。 有回为了算潜艇耐压数据，30多人打算盘算了整礼拜，草稿纸堆起来比人还高，隔壁木工棚的老师傅看不下去，用边角料给他们做了个潜艇模型。 令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木头模型后来成了攻克“水滴型”设计的关键道具。 奈何家里情况越来越糟，弟弟来信说父亲咳血住院，末尾添了句：“全家就你不知道爹病了。”他捏着信在礁石上坐到半夜，涨潮海水漫过脚背都没察觉，第二天去工作时，他裤脚上还结着盐霜。 一直到1970年冬天，黄旭华带着团队在葫芦岛做耐压壳试验，零下20度的天气里，他裹着军大衣盯了三天三夜，当直径四米的钢铁巨兽成功扛住30个大气压时，现场突然爆发出哭喊声，几个东北汉子抱着结冰的钢管又哭又笑。 那天食堂破例给每人发了二两白酒，他抿了口就呛出眼泪，不知是辣还是想起病榻上的老父亲。 深潜试验前夜，基地来了群特殊客人，海军司令员带着两筐苹果走进宿舍，挨个和科研人员握手，走到黄旭华跟前突然立正敬礼：“黄总师，明天我陪你们下潜。”这话把在场所有人都震住了。 要知道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试潜时，艇上129人全部遇难，黄旭华攥着苹果的手直发抖，最后只说：“司令员要坐镇指挥，我替您下去看数据。” 1988年4月29日，南海某海域波光粼粼，当他套上橘红色救生衣时，小刘突然冲过来抱住他：“总师，我媳妇快生了，您给娃起个名吧？”他愣了下，看着浪花，脱口而出：“叫海生，怎么样？” 潜艇下潜到200米时，钢板发出“咯吱咯吱”的呻吟，黄旭华贴着内壁听声响，手里钢笔在记录本上戳出好几个洞。 当深度表跳到300米临界点，整个舱室安静得能听见冷汗滴在钢板上的声音。 10分钟后，艇长哑着嗓子宣布：“所有设备正常！”黄旭华这才发现后槽牙咬得生疼，松开时满嘴血腥味。 3个月后，黄旭华带着“共和国核潜艇总设计师”的头衔回到汕尾，街坊邻居早从电视上见过他领奖的画面，先前说他“不孝”的几个老人臊得躲在家里不敢出门。 母亲把政府送来的“英雄之家”牌匾挂在堂屋正中，每天拄着拐杖在巷口转悠，逢人就指着电视重播的新闻片段：“瞧见没？这是我老三！” 石榴树还是30年前的模样，黄旭华蹲在树下烧纸钱，青烟缭绕中仿佛看见父亲坐在藤椅上看报，火苗燃烧到纸角瞬间，忽然想起离家的清晨，父亲往他箱子里塞了包猪油糕：“在外头别饿着。” 灰烬被风卷着飞过院墙，落在远处新修的核潜艇主题公园雕塑上，那座10米高的钢铁巨兽昂首向海，阳光在流线型外壳上折射出耀眼光斑。 如今90多岁的黄旭华仍保持着早年的习惯，每天清晨沿着武汉东湖走3公里，经过湖边那座刻着“水下长城”的纪念碑时，总会驻足摸摸基座上密密麻麻的姓名。 有回被晨练的市民认出，老人笑呵呵指着碑文说：“这上头该添我老伙计的名字，他们才是真英雄。”湖面掠过一群白鹭，翅膀拍打声惊碎了水中的倒影。 信息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黄旭华：隐“功”埋名三十载，终生报国不言悔、清澈的爱、只为中国｜“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深潜人生——央视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