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起义：贺龙带资入股，贡献8000人； 南昌起义：朱德带资入股，贡献500人； 南昌起义：刘伯承带资入股，贡献军长1人； 这是我党历史上著名的南昌起义时7位元帅的身价，也就是他们对于当时南昌起义的贡献，其中贺龙元帅的贡献最大。 1937年，随着宁汉分裂的深化，汪精卫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采取了更加激进的战略。在这个关键时刻，他宣布了“东征讨蒋”，目标直指南京。 这一军事行动分为两大方向：北岸由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主导，而南岸则由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负责，该方面军下辖的第4、11、20三个军沿长江南下。 与此同时，政治斗争同样激烈。1937年7月15日发生的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企图通过政治手段削弱对手的军事力量。他在江西九江，假借张发奎的名义，秘密传令贺龙和叶挺前往庐山开会，意图解除二人的兵权。 当时，叶剑英担任第4军的参谋长，与汪精卫一同驻扎在九江，第4军司令部设在风景秀丽的鄱阳湖烟水亭。 然而，叶挺、贺龙与叶剑英三人经过商议，决定不遵从前往德安的集结命令。叶挺与贺龙率领部队直奔南昌，叶剑英随第4军南下，并最终在广州起义中扮演了领导角色。 南昌起义中，参与的主要将领包括驻南昌的第9军副军长朱德、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以及密切协助起义的聂荣臻、陈赓和张云逸。这些人后来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刘伯承在其回忆录《南昌暴动始末记》中提供了详细的起义部队数据。根据他的记录，涉及的主要部队包括：第11军第24师约5500人、第4军第25师约5000人、第11军第10师约5000人、以及贺龙率领的第20军及直属部队共约6500人，总计约22000人。 文献中多次提及南昌起义的部队总数为约30000人，但实际上，由于一部分部队并未参与起义，真正的数字应该有所减少。例如，贺龙的第20军，其组成人员多数非黄埔毕业生及共产党员，战斗经验亦不如叶挺部队丰富。 叶挺的第24师则完全由共产党控制，是起义中战斗力最强、最坚决的部队。在第4军第25师中，虽然第73团全体参与了起义，但第74团和第75团仅有部分连队参与。 萧克在其回忆录中提到，第74团和第75团的参与并不完全，实际参与起义的人数远少于报告的5000人。根据当时的军事编制，一个师应由三个团组成，每个团有12至15个连，每连约100人。因此，从实际动员的人数来看，第25师的实际人数只有约3000人。 蔡廷锴的第10师虽然被列为起义部队，但在起义期间并未实际参与战斗。蔡廷锴个人更多的是在旁观，甚至在起义成功后才返回部队。他的政治立场模糊，不坚定地支持任何一方，无论是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这种态度在后来的历史中造成了他与主流政治势力的多次疏离。 至于贺龙的第20军，尽管人数众多，但参与起义的具体数字一直无法准确验证。南昌起义的总参与人数，除了主力部队外，还包括了参与起义的南昌公安局和军官教育团的成员，总数可能仅为15580人甚至更少。 起义初期，主力部队在潮汕地区遭遇重创，革命火种几近熄灭。在这场战役中，第11军的25师和朱德的第九军教育团本是设定为殿后部队，可战争残酷不已，从三千多人到四千人的队伍，在三河坝的激战后仅剩下约2000人。 撤退过程中，这支部队偶遇了之前溃败的第20军教导团的部分官兵，这才得知大部队已遭厄运。在这支队伍中，年轻的粟裕也深陷困境，可谓是步步为营，形势岌岌可危。 与此同时，朱德，一个在起义中几乎没有军队支撑的领导人，他在南昌起义的角色并不显眼，更未直接参与战斗。他的主要贡献是设下宴席，巧妙地拖延了滇军朱培德的几名军官。朱德当时手下的军力仅为三个连的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两个保安队，合计五百人。 此后，朱德带领幸存的部队前往井冈山，这一行动不仅挽救了革命火种，也奠定了他在后来人民军队中的历史地位。 井冈山成为了这支残部的新家。在天心圩，朱德面对部队中的动摇，作出了决定性的发言，他宣布：“愿意继续革命地跟我走，不愿意的可以回家。”同时，他强调：“只要保存实力，革命就有办法。” 正是朱德的这番努力，使得仅剩的800人团结起来，成为革命未熄的火种。这800人，在随后的22年里历经磨难，与林元帅的东野大军及陈毅的中原野战军等共同在中国革命的各个战场上打下了不朽的功勋。 到了1928年4月28日，朱德领导的井冈山部队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在江西砻市胜利会师，共同揭开了中国革命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