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6年的长崎事件，海军副提督、洋教员琅威理已经下令四艘战舰除去炮衣，调整炮位，随时准备毁灭长崎，可是李鸿章却意在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结果是日本赔付大清医药费52500日元，清朝赔付日本医药费15500日元，草草了事，北洋彻底失去了收拾日本海军的机会。 要聊长崎事件，得先说说北洋水师是怎么回事。19世纪80年代，清朝积贫积弱，列强虎视眈眈，海防成了大问题。李鸿章作为晚清重臣，扛起了洋务运动的大旗，决心打造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他看得很清楚，没一支像样的舰队，清朝在东亚就是个软柿子。于是，1881年，他咬牙花大价钱从德国买了两艘铁甲舰——“定远”号和“镇远”号。这俩大家伙排水量7340吨，装着230毫米克虏伯大炮，当时在亚洲那是顶级的存在。 有了这两艘主力舰，李鸿章趁热打铁，又陆续添置船只，到1886年，北洋水师已经有25艘战舰，4000多士兵，实力排世界第九。这支舰队不光是摆设，还真能唬人，李鸿章靠它在外交桌上多了不少底气。比如对朝鲜的宗主权，清朝能硬气地说上话，俄国、日本都得掂量掂量。可以说，那几年是北洋水师的巅峰，亚洲最强海军的名号可不是吹的。 舰队要强，光有船不行，人也得跟得上。李鸿章请了个洋教员——英国人琅威理，来当北洋水师的副提督。琅威理在英国皇家海军混过，带兵经验丰富，作风硬朗。他一上任，就把西式管理带了进来，纪律抓得死死的，训练也一丝不苟。北洋水师在他的调教下，战斗力提升不少，看着真有点现代化海军的样子。 但问题也来了。琅威理是军人出身，遇到事儿就想着军事解决，动不动要摆开架势干一仗。而李鸿章呢，更像个政客，凡事先算账，外交能搞定就绝不动武。这俩人思路完全不一样，平时还能凑合，可一到关键时刻，矛盾就炸了。长崎事件就是个最好的例子。 1886年夏天，北洋水师接到任务，去朝鲜海域晃一圈，震慑一下俄国，保住清朝对朝鲜的控制。任务挺顺利，完事儿后舰队得找个地方补给。当时中国港口条件差，大型战舰停不下来，指挥官一合计，干脆去日本的长崎港歇脚。8月1日，“定远”号、“镇远”号、“济远”号和“威远”号四艘战舰开进长崎港，气势汹汹，引得当地老百姓围观。 舰队停稳后，水兵们放假上岸放松。这帮人憋了那么久，上了岸难免有点放纵。8月13日，麻烦来了。一名水兵跟店主吵起来，动静闹大了，日本警察过来劝架，结果自己还挂了彩。提督丁汝昌怕事情闹大，下令水兵上岸不许带武器，想着低调点能平事儿。可没想到，8月15日，日本警察突然发难，几十号人围攻正在买东西的水兵，当场打死5个，伤了41个，日本那边也死了2人。 这下子捅了马蜂窝。消息传回舰队，琅威理坐不住了。他直接下令，四艘战舰除去炮衣，调整炮位，炮口对准长崎市区，摆出一副要开干的架势。按他的想法，这时候不给日本点颜色看看，北洋水师的威风往哪儿搁？再说，日本海军那会儿还不如北洋，真打起来，清朝未必吃亏。琅威理这招够狠，要是真开了炮，长崎估计得成一片废墟，日本海军也得被压下去好几年。 可就在这节骨眼上，李鸿章那边接到了急报。他一看情况，立马否了琅威理的计划。李鸿章心里有自己的算盘：清朝国力不行，跟日本硬碰硬风险太大，万一打输了，北洋水师这点家底就没了；再说，列强都在旁边看着，真打起来说不定引火上身，外交上更被动。他觉得，这事儿能谈就谈，能拖就拖，反正不能真动手。 于是，李鸿章派人跟日本谈判。双方你来我往，最后定了协议：日本赔清朝52500日元，算是医药费和赔偿；清朝也赔日本15500日元，给个台阶下。表面上看，这事儿就这么平了，炮没响，仗没打，皆大欢喜。可实际上呢？北洋水师的气势被按了下去，日本那边看明白了，清朝不敢真干。这次草草了事，直接让北洋错过了收拾日本海军的大好机会。 长崎事件之后，清朝内部对北洋水师的态度变了。朝廷觉得这支舰队花钱多、麻烦多，开始砍经费。从1886年到1894年，整整8年，北洋水师没添一艘新船，装备越来越老旧，水兵训练也跟不上。反过来，日本那边憋着一口气，拼命发展海军，买新船、学技术，实力蹭蹭往上涨。到了1894年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跟日本一交手，黄海海战打得稀里哗啦，几乎全军覆没。 李鸿章呢，因为战败签了《马关条约》，割地赔款，名声臭了大街，最后1901年病死。琅威理这边更早，早看透了清朝的窝囊样，甲午战争前就辞职回了英国。长崎事件成了北洋水师衰落的起点，清朝从这儿开始一步步滑向深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