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国歌之父”田汉被永久开除党籍，还死在了监狱中，享年70岁，大家都说他是含冤而死，而他的妻子得知他去世的消息后，却说他是有福气的人，这是为何？ 田汉，1898年3月12日生在湖南长沙县果园镇，原名田寿昌，小名叫和儿。他家境贫寒，但从小就泡在戏曲文化的氛围里，5-6岁就跟着叔叔跑十几里山路去看湘剧和影子戏，那些唱腔和表演在他心里扎了根。13岁那年，他读了折子戏《三娘教子》，自己动手改编成《新教子》，还登上了《长沙日报》，小小年纪就露了头角。 1912年，田汉考进长沙师范学校，碰上了名师徐特立。他不仅学知识，还搞戏剧演出，组织同学演戏，攒了不少经验。1916年，他跟着舅舅易象去了日本，先学海军，后来转到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教育学。在那儿，他接触到西方戏剧，迷上了易卜生和莎士比亚，心想将来要当“中国的易卜生”。留学时，他还认识了郭沫若、左舜生、张资平等朋友，大家一起聊文学、聊艺术，志气不小。 1919年，田汉在东京加入了李大钊搞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始写诗、写评论，投身新文化运动。1920年，他发表了剧本《梵峨林与蔷薇》和《咖啡店之一夜》，风格挺新颖。1921年，他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创立了创造社，推新文学。1922年回国后，他在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和第一任妻子易漱瑜办《南国月刊》，发表了不少剧作和评论。1924年，他又搞了个《南国半月刊》，写了独幕剧《获虎之夜》，在上海学校里火了一把。 之后几年，田汉在长沙第一师范、上海大学、大夏大学教书，传播新文化。1926年，他和唐槐秋弄了个南国电影剧社，想拍电影《到民间去》，虽然没拍成，但看出他对电影也感兴趣。1927年，他在上海艺术大学当文学科主任，后来还当了校长，写了《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话剧。1928年，他跟徐悲鸿、欧阳予倩创办南国艺术学院，建了个南国社，继续搞戏剧教育和创作。 20世纪20-30年代，田汉创作特别猛，话剧、电影剧本、歌词都写。1934年，他给电影《风云儿女》写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这首歌后来成了国歌。那时候正值抗战，歌词喊出了“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一下子点燃了大家的斗志，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征。田汉也因为这首歌，被后人称为“国歌之父”。 田汉的晚年却完全是另一番景象。1966年，文化大革命来了，他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挨批斗。他的作品被说成是“毒草”，人也被整得够呛。1968年，情况更糟，他被永久开除党籍，关进了监狱。监狱里条件差得要命，每天就吃点稀粥和窝头，身体和精神都受尽折磨。可即便这样，田汉也没完全垮掉，有人说他还在狱里低声哼《义勇军进行曲》，心里还装着国家。 1968年12月10日，田汉在狱中去世，70岁。很多人听说后都觉得他死得太冤了，毕竟他为国家文化做了那么多贡献，却落得这么个下场。他的遭遇让人唏嘘，也成了那个时代无数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 田汉去世的消息传到妻子安娥那儿已经是1975年，比他去世晚了好几年。她听到后没哭天喊地，反而说了句：“他是有福气的。”这话听起来怪怪的，毕竟田汉受了那么多苦，怎么还能叫有福气？ 安娥的想法其实挺特别。她觉得，田汉虽然晚年受尽磨难，但他的艺术成就不是谁都能抹掉的。《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国歌，几十年过去还在传唱，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人。他用自己的才华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东西，这不就是最大的福气吗？比起那些默默无闻的人，田汉的名字和作品能载入史册，安娥觉得这比个人得失重要多了。她不是不心疼丈夫，而是看得更远，把他的精神价值放到了第一位。 田汉去世十年后的1978年，他终于被平反昭雪，名誉恢复了。1979年，北京开了追悼会，文艺界的人和普通老百姓都来送他。平反后，他的剧作又能上台了，像《关汉卿》、《文成公主》这些作品，剧团争着演，观众也爱看。《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每次升旗、开大会时响起，大家听着还是热血沸腾。 后来还成立了田汉基金会，专门研究和推广他的成就，办研讨会、出书，还资助年轻艺术家。他的故事也被拍成了电影，比如1999年的《国歌》和2009年的《建国大业》，让更多人知道这位“国歌之父”。学校里也开始教田汉的作品，学生通过他的剧本和诗歌，了解中国现代文学和戏剧是怎么发展起来的。 安娥晚年常一个人待着，望着窗外，心里清楚，田汉虽然走了，但他用艺术影响了一个时代。他的精神和作品没白费，活在了无数人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