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朱梅馥为傅雷准备好温水，等他服下剧毒药物后，她又帮傅雷摆正仪容，然后撕下床单做成绳索，挂在卧室的钢窗上。怕打扰别人，她在凳子下垫了棉胎，最后深情望一眼丈夫，也随他去了另外一个世界。 信源：百度百科傅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场以“清洗资产阶级思想”为名的政治浩劫席卷全国。 傅雷，这位在文化界享有盛誉的翻译家、评论家、艺术理论家，却因其“资产阶级文人”的身份，被推向了风口浪尖，成为“斗争对象”。 傅雷一生为人正直，清高耿介，从不阿附权贵。他留学法国多年，思想开明，常以道义为重。 他翻译的《贝多芬传》《约翰·克利斯朵夫》等书被誉为“信、达、雅”的典范，他与儿子傅聪的家书更因其真挚而理性，被后人称为“现代家教经典”。 在那个政治挂帅、忠诚至上的年代，这一切成了“反动思想”的证据。 1966年夏天，傅雷刚刚60岁。一天深夜，几名红卫兵突然闯进他家。他的家，被贴上“黑帮分子”的大字标语，门口挂起了“傅雷反动家庭”的牌子。 红卫兵没有一点顾忌，将他的书架推翻，书籍四散，手稿撕毁，油画被刀划得支离破碎。 那是傅雷一生的心血，是他几十年夜以继日翻译写作的成果。面对这些被撕毁的文字与图画，他痛如刀割，站在屋角默然无语。 在一次抄家过程中，红卫兵在他书桌抽屉里找到几封信，是他与外国朋友的通信。 他们指责傅雷“联络境外势力”，大肆造谣，甚至喊出了“傅雷是潜伏特务”的口号。 他们又翻出他翻译的《伏尔泰哲理辞典》，斥责他传播“西方毒草”，高声怒斥：“你崇洋媚外，你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 傅雷夫妇被拉去开批斗大会。傅雷被强迫穿上写着“牛鬼蛇神”的破棉袄，头戴高帽，胸前挂着“傅雷——反动文人”的牌子，被迫低头认罪。 他高大的身影站在人群中央，一动不动，双唇紧闭。主持批斗的红卫兵让他跪下，他没有跪。于是几人围上来，拳脚相加，将他推倒在地。 他的眼镜被打落，鼻梁上划出一道血痕，但他依旧倔强地不发一言。 回到家中，朱梅馥扶着他，替他擦去脸上的血迹。她看着丈夫消瘦的面容，心疼得几乎落泪。 可傅雷只是轻声说了一句：“他们可以摧毁我的肉体，但我不能让他们摧毁我的精神。”朱梅馥含着泪点头，两人相视无言，却早已心意相通。 随着运动的升级，傅雷的遭遇愈发恶劣。他每天都要被带出去“游街示众”，被人群指指点点，辱骂、嘲笑、推搡。 他和朱梅馥被拉上卡车，绕着街区一圈圈地转。卡车上挂着大字标语：“打倒黑帮傅雷！”傅雷被绑在车上，一次又一次低头受辱。 傅雷一生高洁，最重名节。他曾在给儿子的信中写道：“做人要严于律己，不媚世俗。” 可如今，他不得不在万人面前低头，被迫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他一次次地在“批判稿”上签字，手在颤抖，心如刀割。 晚上回到家，他常常坐在角落，一言不发，脸上满是疲惫与痛苦。 最让傅雷心碎的，是他自己对于这个国家的忠诚，从未动摇。 他虽学贯中西，却始终坚定地认为：“翻译外国作品，是为了让中国人了解世界，不是为了背叛祖国。”但这番心声，在那个狂热的年代里，无人愿听。 多次批斗之后，傅雷变得愈发沉默。他试图保留最后一点尊严，却被现实一次次击碎。 他的身体在变差，精神也接近崩溃。他曾三次试图自杀：一次试图割腕，被朱梅馥发现；一次吞药，被邻居救下；还有一次深夜走到河边，却因体力不支倒在岸边。 每一次生还，傅雷都觉得羞愧。他不怕死，却害怕让妻子孤苦一人。朱梅馥是他一生的伴侣，他们相守数十年，风雨同舟。她曾是上海滩知书达理的女子，才情不亚于傅雷。 文革中，她也饱受羞辱，甚至被迫打扫街头厕所。但她始终没有抱怨，只是默默守在丈夫身边。 1966年9月2日的那个晚上，傅雷几乎整夜未眠。他坐在书桌前，摊开几页信纸，开始写下遗书。 他字迹工整，没有一丝混乱：“我们走了，是为了不连累孩子，不连累朋友。我们已经尽力忍耐，再也撑不下去了……”字字如血，句句如泣。 第二天清晨，邻居发现傅雷夫妇双双自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