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一艘满载24门德国野战重榴弹炮的货轮悄然驶入上海港。这些钢铁巨兽将在一年后的淞沪战场大展神威，撕碎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 汉斯·冯·塞克特，德国陆军将领，生于1866年，成长于普鲁士军事世家，年轻时便以严谨著称。他早年在德皇军中服役，参与过一战，战后主导魏玛共和国军队重建，奠定了现代德军基础。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塞克特因政治分歧退役，受邀赴华担任军事顾问。他抵达南京，住进简陋的官邸，桌上常堆满地图与报告，夜间伏案研究中国地形，制定国防计划。他的《国防十年计划》提出构建87座要塞与装甲集群，试图将中国打造成亚洲防御堡垒。 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生于1878年，出身巴伐利亚贵族，军旅生涯始于青年时期。他在一战中崭露头角，战后加入魏玛国防军，因战略眼光受赏识。1934年，他接替塞克特，赴华担任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常乘火车穿梭于中国各地，实地考察兵工厂与军营，手中笔记本记录密集。他起草的《应对时局建议书》分析日军攻势，提出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甚至预判黄河决堤的可能性。他在重庆的办公室堆满武器图纸，墙上挂着中国地图。 塞克特与法肯豪森均非亲华派，二人来华主要出于德国利益。德国经济危机严重，军工原料匮乏，中国的钨矿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塞克特在华期间推动德械师建设，法肯豪森则监督武器生产线的落地。他们的努力为中国抗战提供了硬件支持，但也伴随着对稀有矿产的掠取。1938年，德日结盟后，法肯豪森被迫离华，留下未完成的订单与计划。 1936年，一艘德国货轮低调停靠上海黄浦江码头，卸下24门克虏伯野战重榴弹炮。这些火炮口径150毫米，射程远超日军同类装备，配有钢制炮架与精确瞄具，专为阵地战设计。货轮还带来配套弹药与维修工具，装在木箱内，箱上印有德文标识。这批军火源于1934年南京与柏林签署的《德华信用借款合同》，中国以钨砂换取德国武器与技术。江西大余钨矿，储量占全球近四分之一，成为交易核心。 德国为何愿意卖军火给工业落后的中国？答案藏在钨砂的战略价值。德国军工对钨的依赖极高，国内储量仅够六周生产。1936年，国民政府向德国出口8000吨钨砂，换回汉阳兵工厂的全套生产线图纸与技术指导。克虏伯工程师随船抵华，携带精密仪器，协助调试设备。这些火炮运抵后，分发至中央军精锐部队，部分存入南京军械库，专为未来大战储备。 这笔交易背后还有地缘考量。九一八事变后，德国担忧日本独霸亚洲资源，威胁其经济利益。法肯豪森在报告中写道，中国可成为牵制日本的棋子，消耗其国力。他估算中日战力比为1:2.7，认为中国能拖住日军三年以上。德国借军售削弱日本，同时遏制苏联远东扩张。这批火炮的到来，标志着中德军事合作的巅峰，也为淞沪会战埋下伏笔。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中国军队动用德制火炮迎战日军。那24门重榴弹炮部署在上海外围，炮兵在德训教官指导下操作，发射高爆弹，精准打击日军阵地。火炮的威力震慑敌军，多次打断日军推进，打破其速胜幻想。德械师的顽强抵抗，让日军在上海陷入苦战，伤亡惨重。法肯豪森的战略建议在战场得到验证，中国以巨大牺牲换取了时间。 中德合作却因国际局势骤变。1938年，德日结盟，希特勒召回法肯豪森，终止对华军售。法肯豪森离华前，整理办公桌上的文件，留下一批未交付的装甲舟艇设计图。即便如此，德国企业通过香港继续向昆明兵工厂走私配件，至1941年，中国军队仍有三成以上武器保留德系血统。德制步枪生产线在重庆运转，为川军生产百万支汉阳改进型步枪，支撑抗战中后期作战。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工业基础受益于德式技术。武汉的兵工厂沿用德国规划的管网，江南造船厂保留汉堡设计参数。西南联大的工科课程，融入德国顾问编写的教材。2016年，江西一座废弃钨矿发现克虏伯钻探工具，提醒人们那段军事联姻的深远影响。塞克特与法肯豪森的计划虽未全盘实现，却为中国工业种下火种，助力其成长为今日的工业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