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琼瑶的祖父陈墨西没了收入，只好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写了一封信：已经饿了两三天了，能不能借点钱吃饭 1869年，陈墨西出生在湖南衡阳县三湖镇的一个书香世家。 他自小聪颖，四书五经倒背如流。 但这个才子的志向远不止于仕途。 他对清政府的腐朽深感痛心，1909年，他东渡日本，追随黄兴与孙中山，开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 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被派往甘肃，参与秦州起义。 起义的成功，让甘肃地区迅速脱离清政府的控制。 这次行动被历史称为“陇右光复”，陈墨西功不可没。 他被任命为军政府秘书长兼教育司司长，亲笔起草了起义宣言。 革命成功后，满怀抱负的陈墨西，却在政坛中遭遇了挫折。 袁世凯的独裁和蒋介石的清党，令他彻底失望。 1927年，他选择辞职，回到家乡教书。 抗战爆发后，衡阳成为日军的目标。 日军占领陈墨西的家乡时，他没有选择逃跑，而是用自己最擅长的方式进行抵抗。 他在自家堂屋的墙上画了一幅中国地图，并题写：“此乃中国之大好河山，凡我黄胄须誓死捍卫之！” 即便是面对日军刺刀穿透门扉，他依然以顽强的姿态大书“此扉可作巴黎油画观”，向敌人表达不屈的愤怒与蔑视。 尽管生活困苦，陈墨西依旧保持自己的气节。 他对家乡的文物保护和教育事业倾注心血，为孩子们开设私塾，甚至在粮食匮乏的情况下，依然坚持教授诗书。 他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成长上。 但到1952年，生活的窘境终于压垮了这位曾经的革命先驱。 他已年过八旬，生活来源全无。 新中国成立后，他的两个儿子去了台湾，而他选择留在大陆。 他说：“我追随孙中山，希望看到中国统一。如今，共产党实现了这一目标，我为什么要离开？” 身体的老迈让他无法继续授课，原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彻底陷入了困境。 他的膝下虽有孙辈，但生活的压力已经让家中无法再负担他的口粮。 于是，他提笔写信给黄克诚。 他与陈墨西的交情，始于1920年代。 那时的黄克诚还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人，而陈墨西则已经是闻名乡里的革命元老。 两人志趣相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陈墨西不仅在思想上启发过黄克诚，更在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中冒着危险提供帮助。 几十年后，这份友谊在信中得到了延续。 黄克诚立刻派人送去了粮食，并拿出200元救急款。 此外，他还为陈墨西争取了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的职位，每月80元的固定收入，解决了陈墨西的生活问题。 作为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他投身于文物保护工作，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他还被选为湖南省第一届、第二届人大代表，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他的生命虽已进入暮年，却没有停止对社会的回馈。 他整理地方志、撰写历史文稿，用自己的笔，为后人记录着那段充满风雨的岁月。 他常常提到那些已经离开的人，那些曾经为了革命并肩作战的战友。 他也怀念自己的家人，尤其是远在台湾的两个儿子。 每当提起家族，他的目光中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哀伤。 然而，他从不后悔自己留在大陆的决定。 他认为，革命本就没有回头路。 自己所坚持的，是一份对家国的责任。 他把这些信念融入到自己的家庭教育中，影响了后代，尤其是他的孙女——琼瑶。 她的成长过程中，祖父的文化修养和革命精神深深影响了她。 琼瑶小时候听过祖父讲述辛亥革命的故事，那些关于家国、关于理想的故事，或许成为了她文学创作的潜在灵感。 她后来成为华语世界的“爱情教母”，作品中蕴含的家国情怀和人性深度，显然与家族的历史息息相关。 从一个富家子弟，到革命志士；从政坛风云人物，到隐居乡野的教书先生；再到晚年生活困顿，却重新被人认可的文化长者。 他经历了清末、民国、新中国三段历史，是时代的见证者和亲历者。 或许，1952年那封求助信，是他一生中最难写的一封信。 但正是这封信，让他在晚年得以重新站起来。 黄克诚的帮助，不只是对朋友的情谊，更是一种历史的承诺。 在风雨飘摇的年代里，他始终未曾失去对国家、对文化、对人性的信念。 他的一生，如那句题字：“此乃中国之大好河山，凡我黄胄须誓死捍卫之！” 这句话，是他对祖国的承诺，也是他留给后人的精神遗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