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年春天，长江水面还飘着雾气，王濬的战船已经冲破西陵，一路向东杀到了建业城下，孙皓早就没了斗志，脱下帝服跪在城头举手投降。
这一战，打了八年，谁是背后推手？很多人说是杜预，说是羊祜，可真要说谁最后一锤定音，那就是王濬。
他造船、练兵、备粮，从蜀中一路凿江而下，亲手敲碎了吴国的最后一块铜墙铁壁。
王濬不是名门之后，起家也不算高调，他老家在太原晋阳，家里是士族，祖父王浑算是西晋开国名将。
但王濬出名，是因为他敢干，司马炎篡魏称帝那年，他第一个站出来支持，被封了东莱郡公。
这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不是一般人敢做的事，司马炎记住了他，272年，给了他一个重要差事——建水军。
那年，王濬被任命为龙骧将军，驻守益州，也就是今天的成都，他带着命令进驻后，没有闲着。
他知道要打吴，必须过长江，而打水战，没船不行，吴国船多，传说有上万艘（见《吴书·舟楫志》），而益州偏远，连造船的木料都得自己找。
王濬干脆在蜀中大规模造战船，他亲自督造，设计了一种“连舫大舰”，每艘能载两千人，船体涂红漆，前头盖起三层楼，高高地挂上军旗，在水上像座“飞云楼”一样。
这些楼船建好后，他就开始训练水兵，他不像其他将军喜欢在城里待着，而是天天带兵去江边练。
他还特别爱用蜀地兵，说他们习水性，胆子大，276年，他带着兵沿着长江往东试探，一路杀到江陵，还真打下来了，吴国在那儿驻兵多年，被他一举攻破，军心大乱。
有了兵有了船，还得有粮，王濬这人细致得很，连赋税政策都替成都老百姓想好了。
他上疏建议把益州的赋税砍半，一是安抚民心，二是方便屯粮。
274年朝廷批准，成都人拍手称快，他趁势大修仓库，到278年，成都仓库存粮突破百万石（见《晋书·食货志》），连战半年都不用外援。
这几年，朝廷也没闲着，羊祜在襄阳布防，杜预带陆军也在准备，只是朝中一直犹豫，没下定决心。
王濬急得不行，他几次上表，说“吴国可灭”，可司马炎太稳重，一直不点头，直到279年冬天，他终于发令：伐吴，王濬拿到圣旨那天，就命全军出发。
他走得最快，楼船成排，顺流而下，前军破西陵，中军打夷陵，后军守夏口，吴军一开始还有抵抗，但王濬下手狠，连破三关，俘了守将张政，等打到建业，孙皓已经没兵可用，主动举城投降。
据《资治通鉴》记载，这时候吴军已经溃散十几万，晋军也伤了三万人，但胜利属于晋朝。
打完仗，功劳怎么分成了麻烦事，杜预说自己陆军先动，功劳最大，王濬不服，说水军打到底，才是真正的决胜。
史书上记载，两人在朝堂上还吵过（《晋阳秋》），有人劝王濬收敛点，说天子可能要封王。
他回一句：“我不是功臣，是天子的兵。”这话传出去，满朝震动。
朝廷本想大封王濬，他都推了，有人说他怕被忌才不敢受封，也有人说他就是心气高，不愿跟杜预争。
真实情况没人能说清，但他确实没趁机高升，只回成都继续做官。
280年，他在成都病重，没能回到朝中，但他打下的疆土，成了西晋短暂统一的基础。
直到2004年，成都考古队挖出王濬墓志铭，才算把他的功绩定了调。
石碑上清楚刻着：“平吴之役，凿江为道，克建业，俘孙皓。”这段话不长，却定了他在统一大业中的地位。
而且墓志没提贾充、杜预，也没写政治斗争，只写战功和忠心，有人解读说，他始终没参与朝中权斗，是难得清正的将军。
关于王濬，后人写了不少，《三国演义》第119回写他是“伐吴先锋”，虽然加了点戏剧效果，但基本尊重史实。
《晋阳秋》更写他“性豪迈，喜饮酒，每胜仗必宴将士”，这人确实豪爽，在军中口碑极好，每次打完仗，不光发酒，还亲自敬将士，说话直接，官兵都服他。
现在重庆忠县还有王濬祠，虽然是唐代建的，但一直供奉到今天。
长江大桥1957年选址时，据说也参考了王濬水军东下的线路，这些现代痕迹，成了他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印记。
说到底，统一三国不是一个人能办成的。
羊祜定战略，杜预配陆军，司马炎拍板，但真要说谁动了手、顶了命，从成都一路打到建业，那就是王濬。
他不吵不闹，造船、练兵、打仗，全干到底，一锤定音的人，不一定最会说话，但一定是最敢干事的那一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