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四川作为大后方核心区域，承担了军需民食的沉重压力。马边县（今马边彝族自治县）地处川西南小凉山地区，为彝族聚居区，境内山峦叠嶂、森林茂密，木材资源丰富，柴火成为当地重要的生活燃料与交易商品。彼时，马边尚未设立自治县，属四川省乐山专区，汉彝杂居，以“改土归流”后形成的“彝汉互市”传统为经济纽带，柴市作为基层集市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山区资源与外界物资交换的功能。 马边彝族柴市多为“赶场”式定期集市，一般每3-5天一次，地点常设于交通要道或村寨聚集地（如县城周边、烟峰、三河口等地）。交易以柴火（松枝、杂木为主）为核心商品，彝族同胞将砍伐的木材劈成薪柴，用背篓或马帮运至集市。交易方式兼具以物易物和货币交易：彝族多用柴火换取盐巴、布匹、铁器（如锄头、砍刀）、针线等生活必需品，汉族商贩则以法币收购柴火，供应县城居民及过境军队。据《马边县志》记载，1940年全县大小集市达17处，柴市日均交易量约500-800背篓（每背篓约20公斤）。 1940年，随着四川境内军政机构、学校、工厂内迁（如乐山武汉大学、嘉乐纸厂等），马边柴火需求猛增。据乐山专区档案记载，1940年上半年马边柴价较1937年上涨3倍，县城居民月均柴火支出占生活费的20%以上。彝族同胞通过增加砍柴频次（部分家庭每日需往返山林2次）和扩大砍伐范围（向海拔更高的原始森林延伸），勉强应对需求，但也导致部分近山森林出现退化迹象。 国民政府为稳定物价，曾在马边推行“公卖制度”，由县建设科指定3家商铺统购统销柴火，规定最高限价（每百斤法币1.2元），但因彝族分散经营、运输成本高企，实际执行效果有限。彝族头人（如“黑彝”奴隶主或“白彝”德古）在柴市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负责调解交易纠纷、维持秩序，并向官府缴纳少量“集市税”（以柴火折算）。 《马边彝族自治县志》（1994年版）记载：“民国二十九年（1940），全县木材采伐量达2.3万立方米，其中70%用于烧制木炭及民用柴火，柴市成为山区主要贸易形式。”四川省档案馆藏《乐山专区各县市经济调查》（1940年）提及：“马边柴市为汉彝贸易之枢纽，每日集散人数逾千人，彝族所携柴火占总量之六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