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王家烈被蒋介石逼迫，交出兵权后考察散心，蒋介石也够意思，给了3万大洋路费，不想，王家烈前脚上飞机，后脚，特务就把他的贵州老窝给“端了”！ 王家烈被逼交权，始于一次会议，地点在南京，1935年春，薛岳已经进入贵阳。 中山装、钢笔、军政厅，文件摞在桌上，蒋介石坐在上席，王家烈站着，不敢说话。 “省主席”和“军长”，只能选一个。” 蒋的声音不大，句句砸地，旁边坐着几个参谋，没人动，没人说话，空气里只有墨水味和紧绷的沉默。 王家烈手心冒汗，选“省主席”，兵就没了；选“军长”，财政全断，两条路都封死。桌上的茶凉了，一口没动。 那天他没选，半小时后，会议散了。 回到下榻处，何知重和柏辉章，已经收拾好行李，说要先回贵阳安排部队，迎接代表。 王没有阻拦，这两个副手已经变了，蒋介石出手，从来不讲前兆，直接从心腹下刀。 王家烈起家靠的是铜仁。 犹国才、侯之担、胡宗铎，这些名字，当年在贵州就是山头。 王在军校出身，调回贵州时，三十多岁，背景不深，靠调和起家，贵州财政拮据，兵多饷少，派系林立。 三省互助协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签下的，桂系、粤系互通信息，王家烈成了连接三省的中轴，蒋介石不满已久。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是一个完美的借口。 薛岳带队进入，名义“剿共”，实则夺权，军粮由中央拨发，通电由南京管控，王家烈动一个兵，都要请示。 “交兵权可以，保贵阳不乱。” 这是蒋介石的底线，王不想答应，但家里已经乱了。 贵阳府邸，特务冲进去，翻箱倒柜，万式原、万式谨被带走，两天后尸体出现在南郊。 邻居不敢收尸，尸体躺了三天，最后由工部局出面处理。 王从张学良那里得知消息，面色发白。 他坐在旅馆沙发上，衣服没换，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个不停，隔壁房间，万淑芬哭了一夜。 宋美龄拒绝见面，说身体不适，那是个信号，冷处理，不接触，说明已经列入清理名单。 王没再犹豫，几天后，跟张学良一同登机。 飞机起飞，贵阳权力转移完成，铜仁系被全部调离，这是一次精确的政治“外科手术”。 之后，王家烈被任命为军事参议中将，他去了，但没去履职。 住在南京郊区的旧宅里，种花，看书，有时会写写贵州志，不谈贵阳那几年，也不说副手的背叛。 万淑芬身体不好，常年吃药，房门不出。 这一刀切得太干净，干净到连回忆都不完整。 蒋介石的算盘很清楚，“削藩”必须从最薄弱处下手，云南、四川不好动，贵州弹丸小地，军阀林立，地方经济全靠高层拨款。 用钱逼，用人分，用名义压，红军是刀，特务是匕首。 先切割，后削骨，最后抄家，整个操作一气呵成，贵州成为第一个，被彻底“中央化”的西南省份。 日记里写了一句：“收权乃国家之福。” 这句话后来被很多人引用，但没人再提那个春天、那次会议、那两具尸体。 王家烈晚年去北京，担任政协副主席，他不说政治，也不回忆贵州，唯一一次发言，是在地方志编写会上，说了一句：“铜仁曾是黔东门户，现在不该被忘记。” 此言平淡，但眼圈微红，台下人没动，有人记下了，但最终未刊。 这不是简单的军阀落败，是一个系统，全面瓦解。 老派的军政模式，在新兴的政权操作下，被一步步挤压，直至瓦解，王家烈并不无能，也不贪婪，但结构已老，难以自保。 特务不是敌军，是同胞，副手不是对手，是叛徒，钱不是武器，是绳索。 每一招都不重，但招招致命。 这场权力博弈，没有胜者，只有余灰。 王退了，贵州被接管，蒋得分，西南归心，但从此，军人失势，文人登场，政坛进入新节奏。 谁还记得，贵阳街头曾挤满哗变的士兵，枪口朝天，无人指挥？王家烈在铜仁举办过八次士兵子弟义学？没人记得。 记得的，只是“端老窝”这个词。简单粗暴，干净利落。 把人剥离，把根刨断，把系统一刀封喉，历史从不温柔。 留下的，是铁轨、会议桌、档案柜、密电码。 王家烈只是其中一页，他来得晚，走得早，话也不多，政权变动，不留情面，刀落之后，不能回头。 飞机离开贵阳的那一刻，城内广播在播“中央军整编令”。 街头静得出奇。几名军官站在民众前宣读命令。 再无铜仁系，再无王家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