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75年，重庆沙坪坝，除夕夜，下着雨，街边公厕旁，一个人蹲着，背后靠着砖墙。 手上拎着木桶，衣服破了，脚边是一盏昏黄的煤油灯。 罗中立站在斜对面，烟头熄了。盯着那人看了很久。 粪农没有动，像守着什么阵地，人来人往，他没吭声，头发湿了，眼神空着。 这不是春晚的背景，也不是宣传画上的农民，像石像，也像镜子。 他记下那张脸，额头沟壑，嘴唇开裂，眼睛里没有光，只有风。 六年后，四川美术学院三年级，他还没毕业，已经32岁，比同班人大十岁。 白天上课，晚上在画室熬夜，老师看过他的草图，没多说。只问：“你想画谁？” “一个收粪的老头。” 起初叫《收粪农民》，构图不复杂，画面一个人，坐着，目光直视观众，背景几乎空白。 尺寸选得很大，216×150厘米，第一版画完，评委沉默。 有人说人物太苦，画得像乞丐，有人说“新社会不该这样表现农民”。 还有人低声说，这种题材容易出问题，“这不是悲情吗？你这是搞反了。” 他没回嘴，只回去重画，原画中手里夹着烟卷，被换成了圆珠笔，说：农民识字了，也许可以写封信，没人再说话了。 第二年，作品拿去参展，标题改了，《父亲》。 不是“我的”，也不是“农民”，这个称谓泛得很广，所有人都有父亲，很多人也像父亲。 画没挂上展墙，先在场外出圈，观众围在画前，不说话，靠得近一点能看到脸上的汗珠、嘴角的皱纹、手背上的老茧。 老年人看得久，小孩不太懂。有人低声说：“像我爸。” 中国美术馆收购了这幅画，给的价格是400元，有人觉得亏了，有人劝他等等，说未来值钱。 他回了一句：“能挂进国家馆里，比值多少钱更重。” 搬画进馆那天，他自己背的，手底下打滑，框磕了一下，馆里的人紧张，他却说：“这画是画伤的，不怕磕。” 媒体报道少得可怜，但《美术》杂志把这幅画放在封面。 杂志铺到美术院校，掀起不小动静，不少学生开始模仿，但没人敢画得这么直接，这么“脏”。 有人画工地工人，有人画乡下小孩，但都规矩得多，而《父亲》仿佛在用眼睛质问：你敢不敢看一眼真实？ 1980年，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没形成。 油画没有市场定价，画家没经纪人，画也没专人管。 一幅画换400元，算合理，400元可以买十袋大米，或者一辆二手凤凰自行车。 但三年后，这画出现在中国美术馆重点展厅，被挂在正中央。 工作人员说：“这幅画没人敢动。” 多年后，他去比利时留学，有人问他最早画的是什么，他说“一个父亲”。 “不是你自己？” “是我看见的那个中国的脸。” 有人提到画里的细节，比如那个粗瓷碗、那个圆珠笔，还有眼角的红血丝。 他笑了，说：“你记住的不是技巧，是那个眼神。” 2018年，他在重庆黄桷坪铸了一座《父亲》雕像。 6米高，青铜铸造，站在广场中央，背对城市，面朝乡村。 有游客拍照时嘀咕：“像工地民工。” 也有人说：“不太好看。” 但每年除夕，总有人来摆几根香烟、一碗饭，没有标语，没有讲解牌，只有一尊坐着的老人，像等谁回家。 他没有重复画《父亲》，有人劝他做系列，甚至建议开发文创产品，他没答应。 “这张脸不能重复，它已经足够沉重。” 2023年，央视做纪录片《美术里的中国》，摄影师进画室，镜头扫到那幅原作。 画没老，但作者变了，他站在画边，看了几分钟，说了一句：“他不属于我了。” 艺术学院的学生翻拍这幅画，挂在教室，很多人用手机滤镜模仿那种质感，用AI工具生成类似风格，但没谁画得出那个气场。 《父亲》没有“姿态”，画的不是革命、不是丰收、也不是未来，只是一个坐着的人。 只是一张脸，对着你，不说话，盯着，让人想转身，又忍不住再看一眼。 没让人感动，但让人难受，那种难受来自熟悉。 熟悉那种姿势，熟悉那双手，熟悉那份“沉默的苦”。 每个人都想起家里的某个人。 某个夏天里弯腰耕田的背影。 某个雨夜里骑车回家的影子。 某个坐在炉边不说话的老人。 画挂进了国家美术馆，估值从几百元涨到三亿。 但它原本挂在的画架早就朽了，画框边上有一块掉漆的印子，搬画那天磕的，他没补，说留下。 “画面真实，痕迹也该真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