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人们在江滩上捞起半块烧焦的飞行夹克，衣领内侧绣着“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的俄文名字。这个苏联飞行员本来该在三个月前回国，却主动申请延长援华期限。重庆报纸用整版报道他的事迹，可没人知道他口袋里还揣着女儿七岁生日的电报，更不知道他最后时刻攥着操纵杆喊的是俄语还是新学的四川话。 这事儿怪就怪在，当年航委会给的嘉奖令上写着“国际主义战士”，可直到九十年代中俄联合打捞飞机残骸，才在螺旋桨碎片里找到个防水铁盒——里面装着三封没寄出的家书，还有张哈尔滨犹太教堂的礼拜券。老教堂的牧师说当年确实有个斯拉夫面孔的军官常来做祷告，每次都在胸前画完十字再行军礼。 现在纪念馆里循环播放库里申科的黑白影像，但很少有人盯着他背后的机械师看。那个叫王长喜的河南小伙在日记里写过，苏联教官教他们检修飞机时总爱哼《喀秋莎》，有次发动机试车震碎了仓库玻璃，格里戈里居然掏出伏特加说这是“钢铁在唱歌”。这些细节比官方宣传册里冷冰冰的“伟大友谊”真实得多，就像残骸里找到的搪瓷杯，杯底还结着没洗净的茶垢。 有人算过，库里申科要是早跳伞三秒钟就能活命，但万县码头当时挤满了逃难的舢板。江水卷走飞机那刻，岸上有个卖凉粉的摊主看见飞行员在座舱里挥了下手，不知道是告别还是示意群众躲避。这事最讽刺的是，当年国民政府给烈士家属寄的抚恤金，用的是苏联援助的卢布。 如今长江大桥横跨当年的坠机点，桥墩底下还能捞出零星的铝合金碎片。纪念馆解说词说库里申科用生命诠释了国际主义精神，可那些被他救下的船工后代更愿意相信，这个爱吃麻辣豆腐的斯拉夫人，或许只是把长江当成了伏尔加河——就像他女儿在信里画的歪扭彩虹，总是一头连着莫斯科，一头连着重庆的吊脚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