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一名地下党被捕，哥哥专门从香港飞回重庆营救，给特务送上一张空白支票：只要降低条件放人，金额随便填。 在四川泸州城东门城墙根下，曾经住着个姓刘的大户人家，三房兄弟各占一个院子，家里开着发电厂和商号，几十口人里头有当官的、做生意的、留过洋的。 1921年春天，这深宅大院里添了个七少爷，起名叫刘国志。 这七少爷打小就不一样。别家公子哥儿成天遛鸟斗蛐蛐，他却抱着一摞摞书看得入迷，1936年考进成都建国中学那会儿，抗日救亡的读书会里总能看到他身影。 有回同学见他躲在教室角落抹眼泪，凑近一看，他正读着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报道。 1940年夏天，十九岁的刘国志拎着皮箱站在西南联大校门口。 昆明城头的防空警报声里，这个富家少爷在经济学课堂上记笔记，下了课就钻进进步社团忙活。 两年后，他成了西南联大地下党里最年轻的骨干，放假回家也不闲着，总把南方局的文件藏在行李夹层带回昆明。 要说他干的都是掉脑袋的活计，1944年大学毕业，家里给他安排了资源委员会的肥差，月薪能顶普通工人三年工钱。 可这七少爷拍拍屁股去了陆良县，在连电灯都没有的中学当校长。 白天教学生念"关关雎鸠"，晚上带着老师们油印传单。 当地老农至今记得，刘校长总把长衫下摆掖在腰带里，走几十里山路给寨子送盐巴。 重庆解放前三年，这富家少爷在朝天门码头下了船，白天在银行经济研究所翻账本，晚上就变成《挺进报》的"财神爷"。 报社缺钱他掏腰包，缺纸他托关系搞来两卡车，有回连未婚妻陪嫁的金镯子都当了换成油墨，特务们做梦也想不到，那个常出入高档茶馆的斯文先生，怀里揣着刚印好的革命报纸。 在1948年清明前后，化工厂会计李忠良被捕叛变，供出了二十七个名字，头一个就是刘国志。 四月十九日，他在荣昌县联络站被捕时，身上还揣着没来得及送出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手抄本。 刘家人急得团团转，五哥刘国錤从香港飞回重庆，揣着盖好章的空白支票找到军统头子徐远举。 特务头子摸着金表链子开价："登报退党就放人。" 牢房里，遍体鳞伤的七少爷听完直摇头："要是为活命背叛组织，我刘国志三个字倒着写。" 第二次见面是在老街32号，五哥跪在地上哭求："签个字就能去美国留学。" 徐远举在旁边帮腔："年轻人赶时髦差不多得了。" 刘国志盯着窗外的黄桷树，说了句："五哥你回吧，告诉爹娘我在这吃得好睡得香。"其实他刚挨完老虎凳，走路都得扶着墙。 最后的较量在歌乐山白公馆，1949年深秋，牢房里传阅着解放军渡江的消息，刘国志拿筷子蘸着棉絮灰，在草纸上写："只要组织在，我死了也活着。" 十一月二十七日半夜，特务打开牢门时，他正教小萝卜头认"人民"两个字。 走到松林坡刑场前，这个二十八岁的青年突然转身："等我把诗写完。"枪声响起时，未完成的《就义诗》飘落在血泊里。 重庆党史办保存着他的绝笔，字迹虽歪斜却力透纸背："我们没有玷污党的荣誉，死而无愧。" （信息来源：《腹有良术当报国》；《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