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1988年，中国大陆和台湾正式开放探亲。台湾一位名叫叶依奎的地下党，混在探亲队伍当中，回到了大陆，其实，他的真实身份，是情报人员谢汉光，他的身上，带着一份至关重要的百人名单，这份名单让沉寂了38年的真相得以大白天下。 （信息来源：信息来源--谢汉光） 1988年，一群台湾老兵和台胞踏上了回乡探亲的路，这支队伍里混进了一个叫“叶依奎”的人，看起来和大家一样，背着包、头发花白、表情平静。 没人注意，他背包夹层里藏着一份厚厚的名单，那是一张记录了上百名地下党人真实身份的名单，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有一段被尘封的命运，有人牺牲在暗巷，有人消失在牢笼，还有人，就像他自己，漂泊半生。 这不是一张普通的烈士名单，它上面记载的，不是公开纪念碑上的英名，而是那些从未留下过痕迹、甚至名字都快被遗忘的人，他回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这些人重回组织、重归信仰。 名单被整理成报告后送交中央高层，很多地下党员的英勇牺牲才第一次有了官方认定，连张伯哲这样的老战士，也是在这次申报后才得以追认为烈士。 能够掌握这份名单的人，绝非普通地下党员，谢汉光曾是台湾地下网络的组织中枢，从台中到台北，从学校到林场，都是他亲手安排和安插过的战友。 这些人中有老师、有工程师、有军官，背后是整个中共台湾省工委在岛内的秘密网络，他回来，不只是为了交一份名单，更是要替那段湮没的历史发声。 他不是一开始就生在苦难中的人，谢汉光出身书香之家，从广东丰顺一路考入广西大学森林系，是标准的知识青年，早年担任柳州农场主任时，生活安稳、前途清晰，却因为一次次接触南下的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他的转变并不激烈，是在战争和对比中慢慢发芽的，他开始理解“为多数人服务”这句话，并不是口号，而是真正值得托付生命的选择。 香港那一段时间，是他人生中最危险也最关键的时期，因为会粤语、擅沟通，他搜集了大量敌情情报，在看似平凡的文职掩护下，为党提供了许多一手资料。 他不是秘密训练出来的间谍，而是靠着自己一点点学习、积累、冒险，把情报传回大陆，入党那天，他没搞仪式，但在心里定下了誓言：此后不再为自己活。 1949年，他刚新婚9天，正是该享受小日子的时刻，组织一纸调令到了，他沉默地收拾行李，没有哭，也没多说什么，他的妻子曾秀萍，明白人，不拦他，只说了句：你走得安心，我就安心，从这一刻开始，谢汉光不再是普通人，他的身份、情感、甚至姓名，都将与地下并行。 1950年春天，天快亮时，他离开了莲花池，收到战友托人送来的密信，只有两句话，立刻撤离，别回头，他拿着信，揣着三十块钱，从台中一路转移，绕过嘉义、南屯、台东，终于在深山里停下脚步。 村长问他是谁，他说是国民党逃兵，为换一个“活口”的身份，他把仅剩的两只金戒指交给了对方，从那天起，谢汉光消失了，活下来的，是“叶依奎”。 村里人信了他的失忆，也看他踏实能干，就让他留下来种林务，久了，有人想给他介绍对象，他摇头婉拒，他说自己早忘了过去，其实心里每晚都在默念一个名字。 他不是没想过自首，但一想到那些还在岗位上的同志，一想到信仰没完，他咬牙活了下去，他什么都不说，却总在偷偷收听短波广播，总在山里教村民科学种树。他活得隐忍，却从不屈服。 等到1988年真的踏上回家路，他原本并不期待什么，他以为自己只是一个隐姓埋名的“困难台胞”，顶多领点补助而已，可当他试图把名字改回来，说出真实身份的时候，工作人员愣住了。 他说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牺牲的名字，太清楚，也太具体。报告一级一级往上递，最终中央派人实地调查，多年之后，文件下来了，他的党籍恢复了，待遇也有了，这不是补偿，而是历史对一个隐身者的迟到答复。 回到老家那天，门没锁，他站在门口敲了两下，屋里传来脚步声，是个头发花白的女人，门开了，两人怔住了几秒，她喊出了那个名字，“汉光！”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是惊喜，是压了太久的思念和不敢确认的希望。 儿子站在一旁，已经四十岁了，他从没见过这个父亲，但两人看上去那么像。 谢汉光没想过妻子会等，她这些年带着孩子，受了多少苦自己都不敢问，只知道她被开除过党籍，被批斗过，被孤立过，但她没改嫁。 一家人团圆后，他申请了户口迁移，在丰顺老家买了两层小楼，日子总算安稳下来，最让他高兴的不是拿到离休证，而是能和儿孙坐在饭桌边，一起吃饭，不再担心敲门声是追捕的信号。 晚年，他没有选择沉默，他开始整理回忆，把在台湾的地下党历史一点点写出来，配合相关部门收集名单和事迹，他说过一句话：“有些人已经不在了，但不能再让他们的名字也消失。” 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在给组织写信，为当年未被认定的战友奔走，1996年，他走得安详，对别人来说，他可能是某个烈士名录上的一员，但在历史眼中，他是点燃那盏灯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