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2月，马占山宣布向日本投降，顿时国内上下一片哗然，讨伐声不绝于耳，然而在受降仪式上，马占山竟以不识字为由，拒绝在协议上签字。 当时满场日军愕然，而全国早已因为他投降的消息掀起滔天怒火，就在三个月前，他还是高举抗日大旗、受万人敬仰的民族英雄。 1931年11月4日，嫩江铁桥北岸枪声撕裂长空。 面对四千余名日军的进攻，时任黑龙江省代主席的马占山亲自指挥守军，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血战三天三夜。 当日军增兵至三万余人并出动飞机大炮时，这支孤军仍死守阵地十六天，最终因伤亡过重被迫撤退。 “江桥抗战”让马占山这个名字响彻全国，各地慰问团、后援会如潮水般涌向黑龙江，学生们组成“援马抗日团”奔赴前线。 上海烟厂推出“马占山牌”香烟，甫一上市便被抢购一空。 教育家陶行知挥毫写下赞诗：“神武将军天上来，浩然正气系兴衰，手抛日球归常轨，十二金牌召不回。” 然而1932年2月，一则通电令举国哗然，马占山宣布投降日军。 愤怒的民众要求他退还捐款，上海烟商当即停售“马占山牌”香烟，连他黑河驻军和卫队都抄了他的家。 曾经的光环瞬间化为千夫所指的骂名。 在齐齐哈尔的伪满军政部办公室，马占山表面顺从，暗地启动了一项惊人计划。 他以“整顿军务”为由调动车辆，秘密安排12辆卡车和6辆轿车分批出城。 车上装载着2400万元伪满币、300匹战马及大量军需物资，这些全是他以“军政部总长”身份筹集的 资源。 可日军始终对他心存戒备，顾问寸步不离地监视，甚至干涉他的私生活。 但马占山用放荡不羁的表象麻痹对方：白日里饮酒作乐，深夜却与心腹筹划起义。 当海伦、拜泉两地传出士兵哗变消息时，他主动请缨“巡视”，日军不得不放行。 1932年4月1日，马占山率二百余名亲随以检阅为名离开齐齐哈尔，车队冲破封锁直抵黑河。 六天后，全国通电再度响起：“誓与日寇抗战到底！” 此时日军才惊觉，金库已被搬空，连关防印信都不翼而飞。 日军在一个月内对马占山发动八次围剿，却被他灵活化解。 更令人惊叹的是1932年11月，他竟组织四路大军反攻齐齐哈尔，成为“九一八”后首位反攻省城的中国将领。 尽管最终因寡不敌众退入苏联，但这次壮举让国人看清了真相：所谓投降，实为缓兵之计。 1933年马占山归国后，虽然不受蒋介石重用，仍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出任东北挺进军司令。 1948年北平围城期间，这位六旬老将做出一生最后的重要抉择：他联络傅作义、邓宝珊，促成1949年1月的和平起义，千年古都免于战火。 1950年11月29日，马占山病逝于北京。 在整理遗物时，人们在他贴身衣袋里发现一张泛黄纸片，上面是他请人代笔写下的遗愿：“我亲眼 看见新中国诞生，死而无憾。” 1935年，作曲家聂耳在《义勇军进行曲》中写下“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而这悲壮旋律的源头，正是马占山与东北义勇军用生命谱写的抵抗史诗。 当年从齐齐哈尔运出的2400万元伪满币，折算成银元约200万，足以装备两个整编师。 而那位在受降仪式上掷笔高呼“不识字”的将军，用最朴实的智慧守护了一个民族的尊严。 当北平城门在1949年晨曦中缓缓开启时，马占山站在傅作义身后，眼中映出的不仅是和平的曙光，更是他半生颠沛中始终坚守的信念：国土可失而复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