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鲁迅花3000块大洋在北京购买了四合院，并将全家接过来同住，怎料，因为弟媳一句羞臊的话，弟弟直接拿起香炉砸向鲁迅，说道：“绝交！”从此，鲁迅净身出户，被赶出了家门。 1919年，鲁迅在北京任教育部佥事，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的事业正逐步走上正轨。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共同决定在北京安家落户，以便长期发展。 经过多方考察，兄弟二人相中了北京八道湾11号的一座三进四合院。这座院落结构典型，格局方正，足以容纳两个家庭共同生活。但这座院子价格不菲，需要3000块大洋，这在当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数目。为筹集这笔钱，鲁迅拿出了自己多年的积蓄，又变卖了绍兴老家的祖宅获得资金，周作人则贡献了他在日本留学期间的积蓄。就这样，兄弟同心，共同购置了这处宅院，开始了他们在北京的共同生活。 鲁迅与周作人的兄弟情深，可以追溯到他们少年时代。兄弟二人同在家乡读私塾，后又相继进入江南水师学堂和南京矿路学堂学习，学业成绩都十分优异。1906年，兄弟俩先后获得＂官费生＂资格，远渡重洋赴日本留学，开始了他们人生中重要的求学阶段。 在日本留学期间，兄弟二人志趣相投，都对文学抱有浓厚兴趣，共同探讨文学理想与社会改革。正是在这段留学岁月中，周作人与日本女子羽太信子相识相恋。起初，鲁迅对弟弟的这段姻缘持支持态度，还曾亲自帮忙张罗婚事。1912年，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为夫妻。 回国后，周作人带着日本妻子一起生活工作，兄弟俩的关系仍然亲密无间。他们经常就文学创作、社会现状进行深入交流，彼此的文学观点虽有差异，但基本方向一致，都致力于用文学启蒙民众，改变国人的精神状态。 1919年买下八道湾的四合院后，鲁迅随即将母亲鲁瑞、妻子朱安从老家接到北京同住。周作人一家也一同搬入，形成了一个三代同堂的大家庭。 在家庭经济管理上，兄弟二人采取了一种当时不太常见的模式。鲁迅将自己的收入大部分交由弟媳羽太信子管理，负责全家的开销。 然而，这种管理模式也埋下了日后矛盾的种子。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女性，羽太信子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与中国传统家庭存在差异。她对家庭生活品质的追求与鲁迅的节俭观念逐渐产生了微妙的冲突。 随着共同生活时间的延长，八道湾四合院内的家庭关系渐生波澜。表面上，兄弟二人各自忙于工作，鲁迅在教育部任职之余，投身于文学创作；周作人则在北京大学教书，家庭生活看似平静而有序。然而，在这平静的表面下，一股无形的暗流正在涌动。 家庭经济分配成为了首要矛盾点。羽太信子负责管理全家的开支，但她的消费习惯与鲁迅的经济观念存在显著差异。作为在日本成长的女性，羽太信子对生活品质有着自己的标准，而这些标准在当时的中国社会环境下，往往被视为铺张浪费。鲁迅一向崇尚简朴，对于不必要的开销十分敏感。当他发现家中财务状况与预期不符时，曾委婉地向羽太信子提出建议，希望能够更加节制开支。 更为复杂的是，此时正值五四运动风起云涌之际，鲁迅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频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和文学讨论。他的社会声望日益提高，这在无形中也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权力平衡。原本兄友弟恭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周作人夫妇对鲁迅的某些言行也愈发敏感。 1923年，八道湾四合院内的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事情的导火索是一个匪夷所思的指控：羽太信子向丈夫周作人投诉，称鲁迅曾偷窥她洗澡。这一指控如同一颗炸弹，瞬间引爆了兄弟之间积累已久的矛盾。 周作人听闻此事后，勃然大怒。在一个下午，他拿起家中的一个铜香炉冲向鲁迅，情绪激动地质问兄长。紧接着，他写下了一封简短而决绝的绝交信，明确要求鲁迅不要再到后院来，信中的最后一句＂愿你安心，自重＂，字字如刀，彻底割断了兄弟情谊。 面对弟弟和弟媳的指控，鲁迅并没有做过多辩解。作为兄长，他选择了退让，很快便带着母亲鲁瑞和妻子朱安搬离八道湾，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另觅住所，也就是后来的鲁迅博物馆所在地。 然而，鲁迅当初离开时匆忙，许多个人物品和珍贵的书籍都留在了原来的住所。当他返回八道湾取回自己物品时，却遭到了周作人夫妇的阻拦和辱骂，甚至发生了肢体冲突，鲁迅被迫狼狈离去。这次经历让鲁迅彻底感受到了＂净身出户＂的屈辱，也使他与弟弟之间的隔阂变得无法弥合。 这场家庭风波对鲁迅产生了深远影响。离开八道湾后，他的创作风格逐渐转变，作品中流露出更多的辛辣与批判。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社会批评和文学创作中，作品《伤逝》、《离婚》等或多或少都能看到这段经历的影子。而周作人则继续在北京大学任教，兄弟二人从此再无来往，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