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西路军老兵看大门时，无故被打死，凶手却只被判刑10年，兰州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知道后，怒道：“我要和他们打官司！” 郑维山，1915年出生在河南新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民家里。小时候家里连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土墙茅草搭个窝，冬天冷得直打哆嗦，夏天雨水能灌进来。他从小跟着爹妈下地干活，手上老茧摞老茧。1930年，15岁的他听说红军来了，二话不说收拾个破包袱就跑去参军，从此跟上了革命的队伍。 他走过长征，爬过雪山，趟过草地，鞋没了就光脚走，脚底磨出血泡也得咬牙扛着。抗日战争时，他在战场上冲锋陷阵，指挥部队跟日本人硬碰硬。解放战争中，他带着队伍打硬仗，汗水淌下来都顾不上擦。抗美援朝那会儿，他站在鸭绿江边，带着部队跟美军干，硬是凭着一股子韧劲打出了名堂。后来，他一步步升上去，当上了中将，管过北京军区，最后调到兰州军区当司令员。 说到郑维山，就绕不开西路军。那是1936年，中央让他带着两万多西路军将士去打通苏联的路。他当时是红九军二十七师的政治委员，带着队伍走在河西走廊上。风沙吹得人睁不开眼，吃的喝的都断了，战士们啃着硬邦邦的窝头，喝点浑河水就接着上路。敌人装备好，火力猛，西路军被围得死死的，打得血流成河。他眼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心里跟刀割似的。后来部队实在撑不住，散了，他带着剩下的人突围，翻雪山时差点没命。这段经历在他心里扎了根，成了他一辈子忘不了的痛。 1982年，他调到兰州军区当司令员，回到西北这片土地。他专门坐直升机去看祁连山，那是他和战友们当年拼命的地方。飞机飞低了，他在上面看着山头，把一瓶茅台酒洒下去，算是给牺牲的兄弟们敬一杯。他站得直直的，眼里全是回忆。 1983年，兰州第二医院的门房里，侯玉春，一个西路军老兵，在那儿看大门。他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背有点驼，年纪大了腿脚也不利索。结果那天傍晚，一个年轻男人闯进来，手里拎着根木棒，二话不说就朝他砸过去。侯玉春没来得及躲，肩膀挨了一下，整个人摔地上。血从头上流下来，他想爬起来，可那人又踹了一脚，后来又砸了几下，老人就没气了。凶手扔下棍子就跑，路边有人看着，但没人敢上前。 警察抓到凶手后审他，这家伙坐那儿，腿翘着，手插兜里，淡淡地说那天心情不好，随便找个人撒气，就挑上了侯玉春。脸上一点悔意都没有，语气跟说天气似的。法庭判的时候，他站着，低头摆弄手指，最后给了个10年有期徒刑。判决一出，外面炸了锅，有人气得骂娘，有人觉得太轻，议论声没停过。这事儿传开，大家都觉得不公平，一个老兵就这么没了，凶手才关10年，太便宜他了。 消息传到兰州军区那天，郑维山正在办公室看文件。秘书跑来说了这事，他手里的笔停了，抬头盯着秘书。听完，他猛地站起来，椅子都被撞得响了一声。他走到桌子边，拳头砸下去，茶杯里的水洒了一地。他咬着牙说，这太不像话了，得给老兵讨个说法。屋里的人赶紧围过来，他让人拿来案子材料，手指翻着纸页，气得手都有点抖。知道侯玉春是西路军老兵后，他停下来，眼盯着文件，半天没动。然后他让人去查清楚，声音硬邦邦的，说这事他得管到底。 侯玉春的死让郑维山坐不住了。他派人去摸底，发现不少西路军老兵过得苦，有的住破房子，有的捡破烂过日子。他自己跑去看了个老兵，屋里就一张破桌子几块木板，老人端碗水给他，手上全是裂口。他握着杯子，半天没放下来。回到军区，他开会布置任务，桌上堆满老兵的档案，说不能让英雄这么受委屈。他还找了老战友徐向前和李先念，三人凑一块儿商量，桌上放着茶壶和地图，他指着地图说得急。后来他连夜写报告，手写得一笔一划特别用力。 郑维山这么拼，不是没结果。中央后来派人查了，下了文件，肯定了西路军的历史功绩。那天文件下来，兰州街头，老兵们聚一块儿，有的拄拐杖，有的拿着新发的钱，眼泪哗哗往下掉。郑维山站在边上看着，风吹着他白头发，没吭声。他接着又忙着修祁连山烈士陵园，跑工地看图纸，叮嘱要把碑立正。他还让人整理西路军的资料，桌上书堆得老高，他熬夜一页页校对。陵园修好那天，他站在碑前，手扶着石柱，远处有人捧着花过来。 2000年，郑维山病倒了，走之前躺在床上，喘着气说要把他葬在祁连山下。家人按他说的，把骨灰撒那儿，风一吹就跟山混一块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