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胡适收到一份最后通牒，允诺只要他留在中国，仍可担任北大校长一职。然而，胡适坚定地拒绝了这份挽留，并向学生吴晗阐释了著名的“面包自由论”观点。 1948年，平津战役的炮声虽然尚未响起，但战争的阴云已经在北平上空密布。作为当时北京大学的校长，胡适的办公室依然灯火通明，但案头的公文早已让位给了整理随身行李的忙碌。 此时的北平城内，不少知识分子和社会名流都在为去留问题殚精竭虑。一份来自新政权的通牒，打破了胡适办公室的沉寂。这份通牒措辞诚恳，承诺只要胡适留在北平，就可以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这个职位，对于胡适而言意味深长——这里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也是他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舞台。 就在胡适考虑这份通牒的时候，他的学生吴晗前来拜访。吴晗是北大历史系的教授，与胡适有着亦师亦友的情谊。面对老师可能离开的消息，吴晗特地前来询问实情。在整理书籍的间隙，胡适向这位得意门生阐述了他对＂自由＂的理解。 胡适说，一个人最基本的自由，就是有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不应该被任何条件所限制，包括优渥的生活待遇。他表示，宁可选择艰难的生活，也要保持思想和行动的自由，这番话后来被概括为＂面包自由论＂。 从1917年受聘为教授，到后来担任校长，北大见证了他的学术成就，也承载了他对中国教育改革的理想。但时局的发展已经不容他过多犹豫。12月15日，解放军已经将北平重重包围，城内的局势日益明朗。面对这最后的机会，胡适还是选择了离开。他收拾好自己的行装，带着几十年来最珍贵的著作手稿，准备启程。 临行前，胡适在北大最后一次巡视。走过熟悉的未名湖畔，穿过静谧的讲堂，这些曾经激荡着新文化运动风云的地方，都将成为他记忆中的风景。对于一个已经在这里度过了大半学术生涯的人来说，离开意味着割舍，但他认为这是捍卫自由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一次离别，不仅是胡适个人的选择，也成为了那个特殊年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他的＂面包自由论＂，超越了单纯的去留抉择，体现了一位学者对自由意志的坚持。尽管这个选择让他在之后的美国生活中经历了诸多困顿，但这恰恰印证了他所说的——自由的价值有时候需要用艰难的处境来衡量。 要理解胡适1948年的选择，需要回溯他早年的求学经历。1910年，年仅19岁的胡适以优异成绩成为庚款留美官费生，在康奈尔大学开启了他的留学生涯。正是在美国的求学经历，为他日后的思想奠定了基础。他在那里接触到了完整的民主政治体系，这些经历深深影响了他后来的政治理念。 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随后又发表《白话诗八首》，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浪潮。这场运动不仅仅是文学革命，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慧眼识珠，特聘胡适为教授，使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推手之一。 在这段时期，一位年轻的图书馆管理员经常悄悄溜进胡适的课堂旁听——这个人就是毛泽东。当时的毛泽东，对胡适怀有极大的敬意。在回答＂最崇拜的人是谁＂这个问题时，他毫不犹豫地将胡适和陈独秀的名字放在首位。这种师生之谊在1919年达到了高潮，当时毛泽东为了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运动的支持，专程前往拜访。胡适不仅欣然应允，还在《每周评论》上对毛泽东创办的《湘江评论》给予了高度评价。 1931年九一八事，面对国家危难，胡适的政治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开始认同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并在1933年发表《建国问题引论》，主张共产党应该加入国民党。这一观点显然与共产党的革命路线背道而驰。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试图争取胡适的支持。1945年，董必武依照毛泽东的指示，与时任国民党驻联合国代表的胡适进行了谈话。但胡适始终坚持自己的政治立场，认为共产党不应直接参与国内政治活动。同年，当傅斯年访问延安时，毛泽东还特意以曾经学生的身份向胡适问好，显示出争取胡适的诚意。 面对这些争取，胡适的回应很直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共产党放弃武装斗争。这封信实际上标志着胡适与共产党之间的理念分歧已无法弥合。对于主张暴力革命的共产党人来说，胡适推崇的美式民主道路显然难以接受；而对胡适而言，共产党的革命路线又与他的政治理想相去甚远。 最终胡适决定离开北平，这个决定不仅仅是政治立场的选择，更是他坚持自由理念的表现。当他向吴晗阐述＂面包自由论＂时，实际上是在总结自己数十年来的政治思考。他选择了离开，也就选择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尽管这意味着要放弃舒适的生活，面对未知的前路。 这段充满起伏的经历，展现了胡适从备受推崇的学者到最终选择离开的复杂历程。他与毛泽东的关系变迁，也成为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