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周恩来劳山遇刺，11名警卫员全部战死，而幕后真凶却在延安。 1937年，西安事变刚刚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开启了第二次合作的序幕。这个时期的中国政局依然暗流涌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一直在寻找机会破坏合作的进程。 周恩来作为中共与国民党谈判的核心人物，一直在两党之间奔走调停。他不顾个人安危，多次出入国统区开展统战工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巨大贡献。 4月25日，为了进一步推进八路军改编工作，周恩来准备前往西安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由于临时需要与毛泽东商议事务，他让两个班的警卫先行一步，自己带着剩下的一个班约30余人启程。 当卡车驶入劳山北麓一处簸箕形的山坳时，密集的枪声突然从四面八方响起。山林中埋伏的百余名武装分子同时开火，子弹如雨点般射向车队。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的贴身警卫陈友才临危不乱。他发现敌人的火力主要集中在寻找周恩来，而自己与周恩来的相貌有五六分相似。 陈友才当机立断，故意暴露自己的位置，将大部分火力吸引过来。他甚至模仿周恩来的口音指挥作战，让敌人更加确信自己就是目标。 在这场遭遇战中，陈友才和其他十位警卫员英勇阻击敌人，为周恩来等领导同志的突围争取了宝贵时间。最终，他们全部壮烈牺牲。 当敌人从陈友才身上搜出写有＂周恩来＂三个字的名片时，更加确信已经完成了暗杀任务。这个误判为周恩来等人的成功突围创造了条件。 劳山遇袭事件很快传遍延安上下，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闻讯后立即组织营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紧急行军，中央警卫团在团长黄霖的带领下，终于与周恩来等幸存者会合。 当天晚上，11位烈士的遗体被运回延安。从他们身上找到的一条被刺了无数个刀眼的毛毯。 这次暗杀行动震惊了整个延安，也让中央领导层震怒不已。 令人费解的是，凶手在战斗结束后只带走了武器，却对文件和密码本不屑一顾。这完全不符合一般土匪的作案特点，显示出此次行动另有目的。 中央立即指派谢滋群负责此案的调查工作。谢滋群在长征途中就展现出非凡的侦查才能，曾多次成功破获重大案件。 调查组采取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派出大量工作人员深入当地村庄。他们与群众同吃同住，通过细致的走访工作收集线索。 一位当地老农称自己认识一个经常在劳山附近活动的土匪，这条线索与另一条情报不谋而合。 调查人员成功打入土匪内部，发现土匪头子李青伍近期行踪诡秘。通过对其心腹李凤山的审讯，案情终于出现突破性进展。 李凤山交代，整个暗杀行动是由李青伍一手策划的。但更重要的是，他供出了一个叫冯长斗的关键人物。 冯长斗是李青伍安插在延安南门的眼线，负责搜集情报。正是他提前获知了周恩来的行程安排，并将消息传递给了李青伍。 随着调查深入，这个以李青伍为首的土匪集团有着不为人知的历史。 在红军进驻延安之前，这伙人就占据黄龙山为非作歹。1934年，他们经过思想改造，被编入红泉县突击队。 然而，国民党很快盯上了这支队伍。他们通过特务活动，成功策反了副队长李青伍。在国民党的指使下，李青伍带领部下重返黄龙山，成为一支受国民党直接操控的政治土匪。 这个土匪组织采取了明暗两条线发展。明面上以李青伍、王仲阳为首，暗地里则由姬延寿统领着九十多号人马，打着国民党民团的旗号活动。 李青伍为了掌握更多情报，在延安城内外发展了大量坐探。这些坐探看似普通的地痞流氓，实则构成了一张严密的情报网络。 当冯长斗探知周恩来即将前往西安的消息后，立即连夜向李青伍报告。李青伍认为这是一个立大功的机会，连夜召集手下策划了这次暗杀行动。 案件真相大白后，中央立即着手部署全面剿匪行动。保卫局局长吴台亮制定了一个周密的剿匪方案，这个方案成为了后续行动的重要指导。 方案的核心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组织精锐部队从东南方向包围切断退路，协调周边县区共同围剿，发动群众检举揭发帮助土匪的地方势力。 剿匪部队首先对劳山地区实施了包围。考虑到这些土匪对当地地形极为熟悉，部队特别加强了对各个隘口和山路的控制。 在群众的配合下，大量土匪的藏身之处被逐一发现。通过一个月的持续作战，这支为祸一方的土匪武装被彻底摧毁。 然而，主犯李青伍却在战斗初期就逃离了延安。他一路向北，最终躲藏到了山西的一个偏僻山村。 由于长期的监视，李青伍的所有活动轨迹都在掌控之中。当他在当年冬天因为经济困难而偷偷返回老家时，立即落入了早已布下的天罗地网。 经过严格的审讯和法律程序，李青伍为他的罪行付出了应有的代价。其他主要涉案人员，包括姬延寿、冯长斗等人也都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1973年。当年已是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陪同外宾重访延安时，特意询问了陈友才等烈士的安葬情况。 周恩来当即指示要为这些英烈修建陵园。他强调要将每位烈士的名字和事迹都详细记录，让后人永远铭记他们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