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李鸿章的孙子李子嘉，身着破烂衣服，踉跄着走到一个湖边，纵身一跃跳了进去。要知道，他手里可是有4000万两白银，13000亩良田，一座山，上海一座3层楼，然而，43岁的他却活不下去了。 容闳曾说李鸿章的私产达到四千万两白银。 梁启超则持更为保守的观点，他认为李鸿章的家产不会超过数百万两，甚至在李鸿章去世时，家财也许在千万两上下。 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留下的遗嘱详细列举了家族的资产，包括房地产、商铺、银行存单等，这些资产的总价值大约为七十余万两白银。 结合李鸿章的四个儿子，这一数额大约可以推算出李鸿章的总资产接近四百万两白银。 清代官员的俸禄并不足以支撑其庞大的个人开销，尤其是像李鸿章这样的大员，所需花费更为庞大。 清政府采取了“养廉银”制度，通过给官员提供巨额的“正当”收入来防止他们受贿。 李鸿章作为两江总督，每年的收入除了正常的俸禄外，还可以领取高达三万两的养廉银。 不过，养廉银只是表面上的合法收入，事实上，清代官员的贪腐现象普遍存在。 根据一些历史记载，李鸿章的“正常”收入至少为每年三十万两白银，这一收入虽然看似合法，但实际上却包含了众多来自地方的捐赠和“孝敬”款项。 另一方面，李鸿章的财富积累可追溯到淮军时期。 淮军的崛起伴随着清朝多次的战事，李鸿章作为淮军的统帅，深知战争也是财富积累的机会。 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在李鸿章的管理下，合肥、庐江、舒城等地的军功地主人数众多，舒城一县的军功地主多达三百人以上。 而李鸿章和其他淮系将领一样，利用战争时期获得的土地和资源，把战后积累的财富投入到房地产和土地买卖中。 特别是合肥地区，土地几乎被大地主垄断。 在担任直隶总督期间，李鸿章虽然表面上有过批评吏治腐败的言辞，强调整顿官员，但实际上他也深知如何通过利益交换来维持和加强自己的权力。 李鸿章不仅提拔了大量的下属，还设立了多个机构，利用职权在其中为自己和亲近的人谋取私利。 在他任内成立的清赋总局分局，虽然名义上是为了管理土地税务，实际上却成了他与下属进行利益交换的工具。 而且李鸿章对于下属的“陋规”非常宽容，甚至乐于接受。 在一次访欧时，他因习惯询问别人年收入而引起了尴尬，甚至认为厂主的钻石戒指是从“陋规”所得。 作为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之一，最初，他聘请外国专家马格里在松江建立了洋炮局。 随后，李鸿章陆续建立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企业，为他自己和家族带来了巨额收益。 尤其是他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用企业。 李鸿章不仅获得了大量政府资助，还通过购买“虚股”谋取私利，这些“干股”使得他在多个企业中占有重要位置。 李鸿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怀，在购买旗昌公司时，发现了其账外的资产，通过私人操作，帮助李鸿章和他自己从中获利。 李鸿章不仅在招商局、电报局等国有企业中获得了大量股份，还在多个矿业项目中参与投资。 李鸿章一生共育有四子，其中包括过继的长子李经方、次子李经述、幼子李经迈，以及两位女儿李经溥和李菊藕。 李鸿章在世时的产业遍布合肥、芜湖、上海、南京、扬州等多个城市，拥有众多土地、房产和当铺。 李经方的两个儿子李厚甫与李子嘉，均继承了相当可观的家产。 李子嘉母亲为外籍女子，因此他是一个混血儿。 据史料记载，李子嘉拥有一副高鼻、细长身材，甚至被形容有些类似英国人。 然而，他从小便喜好挥霍。 李子嘉继承了父亲的家产后，他的母亲控制了其中一部分资产。 尽管如此，李子嘉依然拥有包括1.3万亩的租田、山场、芜湖的恒丰仓楼房、上海的一座三层楼房等。 此外，他还每月从银行提取500元作为零花钱。 然而，李子嘉极度沉迷于纸醉金迷的生活，他既吸食鸦片，又厮混于风月场所，最终身染梅毒。 李子嘉将赌注从金钱转向了房产和土地。 他不再赌现钱，而是将祖辈积累的财富一项项输掉。 至抗战胜利时，他的家产几乎被挥霍殆尽。 陷入贫困的李子嘉，只能靠他人接济，甚至在1953年时想到了曾借给左宗堂孙子左居生的十石米。 李子嘉到左家讨债，却发现左居生同样身无分文。 两人靠喝稀粥度日。 最终，享乐惯了的李子嘉忍受不住贫困的折磨，跳入塘中自尽。 李子嘉死后，李厚甫虽赶来处理弟弟的后事，但李厚甫无法为弟弟提供一个体面的葬礼，最终只能草草将其埋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