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西方把青霉素列为军事机密，中国老百姓和军人伤口发炎红肿后，往往因为没有青霉素治疗而死去！汤飞凡得知后十分难受，对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说：“我有个办法！” 汤飞凡的父亲是当地的读书人，少年汤飞凡随父亲在私塾读书。 他目睹了中国的贫弱与屈辱，尤其是国人被讥讽为“东亚病夫”。 随着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成立，汤飞凡毅然投身医学事业。 除了家庭条件不佳外，汤飞凡还没有英语基础。在 湘雅的入学考试中，他提出暂免英语考试，得到了主考官胡美医师的理解，最终以优异成绩破格入学。 进入湘雅后，汤飞凡尤其崇拜法国的巴斯德与德国的科赫。 他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克服了语言障碍，终于能够阅读当时世界医学领域的前沿文献。 通过七年的学习，汤飞凡终于从湘雅医学院毕业，随后进入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并兼任助教。 1931年，他获得了哈佛医学院的奖学金，前往美国深造，在著名细菌学家秦思尔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细菌学领域的探索。 1928年，颜福庆的来信简要描述了中国医学的困境，并诚恳邀请他回国发展医学教育事业。 汤飞凡毅然回到祖国。 1929年，汤飞凡回到上海，接受了中央大学细菌学副教授的职位，并开始在国内推广现代细菌学教育。 为了建立实验室，他并通过私人关系筹集资金，艰难地组建了一个简单的实验室。 在教学之外，汤飞凡还继续研究病毒学和传染病病原学，并且对流行病如流感、腮腺炎等疾病展开了广泛的研究。 然而，上海沦陷，1937年，汤飞凡决定投身抗日救国事业，他加入了中央防疫处并随其迁往昆明。 昆明的防疫处虽然远离战场，但仍为前线提供血清、疫苗等急需物资。 在昆明的岁月中，防疫处的学者们通过不断的交流，保持与世界医学前沿的联系。 每周，汤飞凡都会组织文献讨论会。 在一次讨论中，汤飞凡得知了青霉素的研究成果。 青霉素的成功研制在当时被认为是革命性的进展。 汤飞凡和他的团队决定尝试青霉素的研发工作。 1941年，他与研究员们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菌种分离工作。 经过无数次试验，终于在1944年，汤飞凡和团队从一个工作人员的鞋子上提取出了能产生青霉素的菌株。 9月，中国首批自主研制的青霉素在昆明高峣村诞生，尽管第一批产量非常有限，仅有五瓶，每瓶仅5000单位，但这些青霉素的质量获得了国内外的高度评价，其中两瓶送往重庆，两瓶分别送至美国和英国进行鉴定。 在这一简陋的生产车间里，汤飞凡不仅生产了青霉素，还成功研发出了狂犬疫苗、白喉疫苗、牛痘疫苗以及世界首支班疹伤寒疫苗。 与此同时，他还培养了一批微生物学、免疫学领域的骨干力量。 尽管设备条件简陋，甚至没有自来水，但汤飞凡和他的团队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1949年，他拒绝了赴美国的邀请，毅然选择留在祖国，在北京的中央防疫实验处，汤飞凡不断推动疫苗和生物制品的研究与生产。 特别是在1951年，他领导团队成功解决了多个技术难题，产量得到了大幅提高。 1951年，他领导团队研制了鼠疫疫苗，成功遏制了原察哈尔省北部的鼠疫流行。 同时，他还根据国内疫苗的紧缺问题，创新制备了黄热病疫苗。 此外，通过使用乙醚杀菌法，中央政府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大幅提升了牛痘苗的生产效率，最终中国在1961年就成功消灭了天花，比全球消灭天花的时间提前了16年。 此外，汤飞凡还指导团队开展了麻疹和脊髓灰质炎的疫苗研发。 1955年，他经过无数次实验，最终成功分离出沙眼病原体，并命名为TE8。 为了验证这一发现的准确性，汤飞凡甚至冒着失明的危险，将自己当做实验对象，亲自将沙眼病原体植入眼中。 汤飞凡的这一发现，改变了沙眼研究的现状。 然而，1958年，汤飞凡在极度的精神压力下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年仅61岁。 尽管他未曾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沙眼防治工作。 国际沙眼防治协会于1980年推荐汤飞凡的研究成果作为诺贝尔医学奖候选，并在汤飞凡去世后颁发了金质奖章。 中国政府也为汤飞凡发行了纪念邮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