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一生做过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他拿着一张几乎能买下半条胡同的字画，亲手交给国家，分文未取。 他说：“我不要让它流到外国去，我心里不踏实。”当时他已经穷得住在斗室里，妻子靠卖画过日子，他自己靠老伴每天熬一碗面糊糊，一碗菜汤活着。 张伯驹，1898年出生于河南项城，他的父亲张镇芳，是清末北洋重臣张之洞的心腹，早年在清廷做高官，后来在袁世凯的亲信圈子里混得风生水起。 张伯驹出身显赫，自小生活极为优渥，他五岁识字，九岁写诗，被周围人当成神童养着。 可惜，北洋政府倒台以后，张家家道开始中落，可张伯驹不愿经商，也不愿做官，一心扎进诗词和古书画里。 他是民国四公子之一，常跟溥心畲、张学良、赵四小姐这些人打交道。 他写词填诗、弹琴作画、看戏唱曲，没事还写写剧本演戏，跟很多民国才子一样，他一度也是风流倜傥，满京城跑马、泡茶馆、听昆曲、收藏古画，生活过得挺有范儿。 张伯驹这辈子最大的爱好是收藏古字画，他买得最多的，不是为了升值，而是怕它们流失国外。 他最早收藏的那几年，北京有不少外国人和买办高价收中国文物，西方博物馆在疯狂买。 张伯驹眼看着一件又一件的国宝往外流，心里跟刀割一样，他卖家产、抵押房子、甚至借高利贷，抢在这些外国人前头把画买下来。 最惊险的一次，是他为了一幅《游春图》，这幅画是隋代展子虔的传世之作，被认为是中国山水画的鼻祖。 那时候这画落到私人手里，几易其主，最后被一个姓贾的军阀手下掌控。 他听说这画可能会被卖去日本，火急火燎地去筹钱，找朋友借，拿自己家的古董去抵，折腾了好几个月才把画抢下来。 贾某人临了还提条件，说必须现金交易，张伯驹连夜去取了几麻袋银元送上门，画是拿回来了，可这件事闹得人尽皆知，一帮黑道盯上了他。 不久之后，他真被绑架了，有一回，张伯驹在北平出门上戏班，半路被几个人掳走，他们不是冲钱来的，而是冲着他家收藏的宝贝。 绑匪说得明白：“交出那幅《平复帖》，就放你走。”《平复帖》是西晋陆机的真迹，被誉为中国最早的行书墨迹，价值连城。 张伯驹咬牙不交，跟绑匪对峙了三天三夜，最后他托人找了北洋军的老熟人出面，掏了笔“赎身费”，人是保下来了，画也没交出去。 他后来回忆说：“那几天，命是可以不要的，字画不能丢。” 可惜，时局变化太快，解放后，张伯驹把《游春图》《平复帖》等珍品全部无偿捐给了国家。 他说：“国家的东西，理应归国家。”那会儿他家早就败落，房子没了，钱也没了，他跟妻子潘素挤在一间十几平米的小屋里，靠潘素画画卖钱为生。 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就熬粥、吃咸菜，他自己吃得极清淡，说话也轻声细语，有人说：“张伯驹是穷得最有气质的人。” 更难的是60年代初，张伯驹因为出身，被打成“历史反革命”，有人抄他家，说他是“官僚资本家”，一屋子的字画全被贴上标签拉走。 张伯驹没吭声，只说了一句：“希望这些东西能好好保存。”他被下放到河南农村劳动，几十岁的人，天天干农活，手脚生冻疮，眼镜掉了也没人管。 可他哪怕在最惨的时候，也不骂人、不怨天，他在地里干活时，会在地头的土坯上写诗。 那些诗没人看，也没法发表，但他写得特别认真，他说：“人不能不做点事，哪怕是对着地写，也算活着。” 后来情况稍微好转，他回了北京，可身体已经吃不消了，一次病重住院，他躺在病床上，被护士从普通病房赶出来，说他“级别不够”。 他摇摇头，自个儿收拾铺盖挪到了走廊，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国士无双》，说：“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我吃点亏不算什么。”有人看了这段话都掉眼泪，说他是个真文人，心太宽了。 张伯驹最特别的是，他在最穷的时候也没放下文气，他的书法独创一种叫“鸟羽体”的风格。 刘海粟看了说：“像春蚕吐丝，温婉流畅。”他的诗词也写得极讲究，不炫技、不雕饰，平平淡淡却很有味道。 有一年，他跟潘素住的屋子里冬天没暖气，两人冷得打哆嗦，他把家里仅剩的一点画纸撕成小张，一张张写诗。 他写：“肆间初见小梅姿，风韵依然似旧时，画图愿买折枝写，无奈囊空惟剩诗。”有画意却没钱，只能靠诗自娱。 潘素听了这首诗，笑着说：“只要有你写诗，我就画得下去。” 他们夫妻的感情也特别好，潘素年轻时是上海滩有名的才女，唱昆曲、画花鸟，嫁给张伯驹后，两人琴瑟和鸣。 虽然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可他们每天还是吟诗作画，把苦日子过得像古代文人隐士似的，别人看了都说：“这哪是生活，这就是活在画里。” 张伯驹活到1982年，去世时84岁。临终前他留下一句话：“才情不如健康，健康不如豁达，豁达不如随心。”这是他一辈子的总结。 很多人说他是中国民间收藏第一人，其实他心里更在乎的，是那些画能不能在中国留下来，他说：“藏品要永远在中国的土地上，这是我最后的愿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