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2月2日，人民大会堂发生了一起枪击案，联想到当时周总理正在二楼宴会厅接见外宾，公安部门认为这很有可能是是一起恶性刺杀大案，然而当凶手被抓获后，却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事发当天，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做卫生的服务员突然听到一声碎响，她扭头一看，西北侧的一块窗玻璃被打破了。 人民大会堂可是国家领导人接见外宾的地方，这里不仅戒备森严，而且安保也是万无一失，所以觉得不对劲的服务员赶紧向警卫科汇报了情况。 很快，警卫人员就到现场进行了勘察，他们先是看到外层玻璃上有一个子弹孔，随后他们又在双层玻璃之间的缝隙里，找到了一个小口径子弹。 警卫人员敏锐地意识到，这很有可能是一恶性案件，于是他们将情况向周总理做了汇报，而周总理得知后也非常重视，他要求必须尽快破案。 公安部门和部队保卫部门立刻成立了专案组，他们开始对外窗上的弹孔和枪弹的痕迹进行研究，经过专家们的确定，那颗5.6毫米的子弹是从小口径步枪里射出来的，像这种子弹有很强的杀伤力，而双层玻璃上两个弹孔又呈弧线状，这就说明凶手是在较远的地方开的枪。 为了判断出射击的方位，专家们找来苏联武器方面的书籍，并根据书中通过子弹弧线的计算公式，算出了子弹应该是从距离100米的长安街上快车道射过来的。 于是，专案组人员向上级做了汇报，立刻增派警力对那天经过长安街的车辆进行排查，在对944辆机动车及车上人员的身份进行了调查后，终于在一辆卡车上发现了一批小口径步枪。 经过调查，卡车是北京地质学院的，而车上的枪则是学校从武装部借来，准备给学生们军训用的，并且枪里没有子弹。这个说法得到了学校领导和武装部的证明，再加上车上枪支的口径和射击人民大会堂的子弹口径不同，于是专案组就排除了对他们的嫌疑。 然而其他车辆也没有可疑之处，不得已之下，专案组又对那天经过长安街的行人进行了调查，却仍一无所获。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刑侦技术人员陈建华给出了新的建议，他说：“凶手可能在距离人民大会堂以北400米的居民区。” 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陈建华带着专家们前往郊外靶场，让技术精湛的射击队员站在400米远的地方，用5.6毫米的小口径步枪，射击按人民大会堂窗户1：1还原的仿制窗玻璃。 结果通过试验，大家发现被子弹射中的玻璃上留下的痕迹，果然和案发现场玻璃上的痕迹非常相似，其中有2块玻璃上的弹道痕迹还和案发现场的一模一样。 于是，专案组立刻把范围扩大到人民大会堂以北的居民区。 然而那里由于住的都是部队大干部，因此刚开始进行调查时，公安人员还有些畏手畏脚，担心大干部们会不配合他们的调查，公安部得知情况后，立刻将情况汇报给了周总理，周总理立刻批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所有居民都要配合检查，谁也不能例外。 有了周总理的批示，公安人员立刻紧锣密鼓地对居民区200多户居民进行筛查。 要知道这里住的大部分都是部队干部，经历过抗战和解放战争，后来又经历了抗美援朝，再加上当时国家对于禁枪这块还没有管控，因此不少家里都存有私枪，所以对于这些持枪的居民，公安人员就得调查案发时间，这些人的去向，但经过大量时间的调查后，依然没有发现有效线索。 就在这时，44号大院的看门大爷提供了一条线索。 他说，案发时间他看到开国上将李达的儿子李迪民在楼顶上拿枪打鸟。 根据大爷提供的线索，专案组果然在李达家发现了一支5.6毫米口径的步枪，并且子弹也和案发现场的子弹一模一样。 经过询问，李迪民说出了他那天打鸟的经过。 那天他写作业的时候，被楼顶上的麻雀吵得静不下心来，于是他一气之下，就拿出家里的步枪上了楼。 李迪民拿的步枪是他父亲当年转业时，从部队带回来的一把步枪。李达当年还是参谋长的时候，就喜欢射击，所以在李迪民小的时候，他就教过李迪民射击，不过由于很少训练，李迪民的枪法不太好。 果然，李迪民开枪后，并没有打中麻雀，反而枪声惊得麻雀都飞跑了，于是他也没多想，就又拖着枪回去了。他哪里会想到，由于他开枪打鸟所站的位子刚好对着人民大会堂，而他家距离人民大会堂又只有427米，所以这颗子弹飞出去后，就射中了人民大会堂的窗玻璃。 案件侦破后，专案组向周总理做了汇报，在得知这起案件的凶手竟然是一个中学生后，周总理不由斥责道：“这些干部子弟真是胡闹，怎么能在闹市区开枪，还把子弹打到了人民大会堂，这要是打伤了人怎么办？他能承担吗？” 不过，周总理虽然认为问题很严重，但出于对年轻人的爱护，他最终并没有抓捕李迪民，而是让人转告李达，务必严加管教，一定要让孩子知错就改，不要再犯。 周总理从这起案子中，也意识到民间枪支对于社会的危害性，于是派人对北京市内的民间枪支进行了统计，发现藏于民间的就有上万支之多，考虑到这些枪支都是危险因素，于是在他的指示下，北京市公安局不光颁布了《枪支使用规定》，还加强了枪支的管理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