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程汝明入住中南海，直至1976年离开，此前，他就发现了毛主席饮食上的一个秘密，毛主席并不爱吃酱油，可程汝明只是听到打招呼说不让放酱油但毛主席为什么不爱吃呢？
程汝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名字，却有着不普通的经历，12岁就下地干活，农村的苦日子，让他早早体会到生活的艰辛。
一个13岁的孩子，跟着同乡去了天津永安饭店找工作，想摆脱贫困，找条出路。
面对家长的顾虑和村民的讥讽，他始终坚定自己的选择，天津，当时遍布外国租界，西餐文化盛行。
程汝明一头扎进西餐馆，从法租界到英租界，十年间，汇中饭店、犹太俱乐部、维克多利餐厅都留下了他学徒的身影。
俄式、法式、英式西餐，他都用心钻研，练就了一身好手艺，工资高了，但生活前景依然渺茫，寄回家的钱，也填不满农村家里的窟窿。
新中国成立后，程汝明终于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土地改革后，家里生活有了改善，他自己也成了铁路的正式员工，穿上铁路制服，那感觉特别自豪。
他感激新生活的到来，把这份感恩化作工作的动力，年年都是先进分子，1953年，他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后来还担任了工会主席。
1956年，他光荣地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有幸进入中南海怀仁堂，还亲眼见到了毛主席。
这是命运的安排，也是他人生的转折点。
1952年，新中国举办了首届大型国际会议——保卫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
程汝明被分配到外宾专列担任西餐厨师，他的手艺得到了外交部和铁路局的一致赞赏。
他后来被调到外国专家专列上担任主厨，这为以后给毛泽东做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1954年，程汝明的人生再次迎来转机，他被调到毛泽东的专列上工作，毛泽东出行常常坐专列，吃饭睡觉全在列车上，列车上，毛泽东除了办公，还会找人谈工作，有时还会邀请大家一起吃饭。
这就让一直为毛泽东做饭的厨师李锡吾忙不过来，程汝明便被派去帮忙，李锡吾做的湘菜和家常菜特别合毛泽东的口味。
程汝明起初只是做些简单的小菜和点心，后来渐渐着手做起了主食。
毛泽东虽然是南方人，但也喜欢吃面食，这正好是程汝明的强项，在专列上，程汝明主要做中餐，但他并没有放弃西餐，反而对中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逐渐成为精通中西餐的全才厨师。
1956年6月，毛泽东在武汉游泳后写下《水调歌头·游泳》，词中“又食武昌鱼”一句，广为流传。
这个武昌鱼其实不是武汉产的，是程汝明用从长沙带来的鱼做的，当时火车上没配备冰箱，鱼和肉都是放在自制的冰块保鲜箱里保存。
程汝明做的这道菜挺湖南味儿的，鱼和紫苏叶一起烧，就放点酒、盐和味精，味道清清爽爽，特别受欢迎，毛泽东主席也特别爱吃。
毛泽东不吃死鱼，只吃现杀的活鱼，这是程汝明一直坚持的原则。
这次武昌鱼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毛泽东临时改变行程，才把事先准备好的鱼从长沙带到了武汉。
1958年3月，程汝明跟随毛泽东到成都开会，不仅在专列上做饭，还住进了毛泽东下榻的金牛宾馆。
回到北京后，他正式进入中南海，在丰泽园的院子里的一栋小楼里安顿下来，开始在毛泽东家中做饭。
给毛泽东做饭并非易事，毛泽东对没吃过的菜，即使做得再好，也可能一口不动，不少北京知名饭店、人民大会堂还有钓鱼台的厨师都碰到过类似问题。
程汝明能够最终留下来，除了厨艺高超，也与他为人正直、忠厚老实、性情随和的性格有关。
在毛泽东家中，程汝明和李锡吾搭档，形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厨师班子，还带出了几个年轻厨师。
程汝明发现毛泽东喜欢油水大的菜，就做了葱花滋油饼，毛泽东很爱吃。
还有一次，毛泽东突然想吃“酪炸”（炸鲜奶），这道菜需要好几道工序，而且当时庐山住所没有冰箱，做起来比较费工夫，但也难不倒程汝明。
毛泽东的饮食习惯很有特点，他挺爱吃鱼的，尤其是鱼肚子上的肉，鱼背上的肉他不太喜欢，他尤其钟爱鱼头，尤其是那沙锅鱼头和鱼脑。
各种肉类他也都喜欢，尤其是红烧肉，但很特别的是，他从来不吃酱油。
毛泽东小时候家里做过酱油，他见过酱油缸里长蛆虫，后来就对酱油挺反感的。
程汝明烧的红烧肉，颜色是通过加糖来调出来的，毛主席对菜怎么摆不讲究，不偏爱盘子上那些花哨的装饰，也不赞同铺张浪费。
程汝明常用碗盖住饭菜，以防它们变凉，程汝明在中南海留意到了毛泽东的一些日常生活点滴。
毛泽东接送女儿李讷看病，总会记得记下车费，然后按规定去财务处交账，其他亲属用车也一样，这些细节，都让程汝明深受感动。
在程汝明眼中，毛泽东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领袖，也是一个生活简朴、自律严谨的人。
他不挑剔食物，但对食材的新鲜度要求很高；他生活节俭，却对家人充满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