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狠心掷下一封“绝交信”，跟鲁迅闹掰分家。二人好友许寿裳曾说，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 1923年，周作人在一封信中，宣告与鲁迅断绝关系。 在这封信中，他用“鲁迅先生”来称呼哥哥。 鲁迅在收到信后，感到困惑不解，并尝试通过人际关系了解原因，但却始终没有得到周作人的回应。 1926年，鲁迅为了取回一些个人物品，前往八道湾的宅院，不料周作人不仅言语粗暴，还与鲁迅发生了肢体冲突，甚至拿起香炉投向鲁迅。 此时的鲁迅愤怒至极，最终由旁人介入才避免了事态的进一步升级。 鲁迅家族曾经显赫一时。 然而，祖父因科举舞弊而入狱，父亲早逝，家道中落。 鲁迅从小便肩负起了家庭的重担。 在日本求学时，鲁迅帮助弟弟入学江南水师学堂，向他推荐《天演论》。 两人也一同在日本生活，周作人甚至称日本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09年，周作人娶了比自己年长四岁的羽太信子，而到了1914年，周建人则娶了信子的妹妹羽太芳子，她比周建人小九岁。 羽太信子最初作为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期的家庭帮工，随后她成为周家的女主人。 然而，周作人的婚姻并不幸福，他与羽太信子的关系日益紧张，经济状况也日渐窘迫。 鲁迅时常寄钱帮助他们渡过难关，甚至不惜自己卖掉家产。 尽管鲁迅竭尽全力支援周作人，但两人的关系却逐渐疏远。 羽太信子的奢侈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最终，鲁迅不得不召弟弟回国。 鲁迅的生活逐渐有了起色，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人物，并凭借讲师身份在北大等教育机构任职，缓解了经济压力。 他花费大量积蓄购买了八道湾的宅院，终于让家人团聚。 1921年，周建人从家中出发，前往上海谋得了一份新差事。 周建人的离家，像一块投入平静湖面的石子，激起了层层波纹。 在随后的几年里，周建人和鲁迅的关系一度非常亲密。 1923年，他们共同参与了多个文化活动，发表了不少文章，甚至一同游园、共赴宴席。 7月，鲁迅在日记中突然提到，当晚他开始在自己的房间单独用餐，而不再与家人一同进餐。 两天后，周作人也在日记中提到妻子羽太信子突然发生癔症发作，情绪激动，甚至昏厥过去。 到了18日，周作人突然写下了断绝关系的信，向鲁迅提出绝交。 这封信的内容简短而直接，他宣称自己已经不再对过去的事情感兴趣，并表示今后不会再与鲁迅有任何联系。 许寿裳等人曾提到，周作人和鲁迅的矛盾，部分源于信子在家庭中的影响力。 羽太信子出身并不显赫，且性格暴躁，生活奢侈。 她操控着家中的日常开支。 她对家庭的管理极为粗暴，频繁地浪费食物、购买不必要的奢侈品，这让原本经济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 信子的行为甚至引发了周作人和鲁迅之间的摩擦。 信子不仅花费过度，还不断挑拨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鲁迅选择了离开。 随着两兄弟关系的恶化，鲁迅的创作也受到了深刻影响。 鲁迅选择以新的笔名“宴之敖者”继续创作。 “宴之敖者”这一名字，寓意着被家中的日本妻子逼迫而离开家庭的无奈。 鲁迅在这种情感的驱动下，创作出了《铸剑》这部作品。 在鲁迅的作品中，家族纷争和亲情破裂始终是贯穿其文学创作的重要主题。 羽太信子嫁到中国后，始终无法摆脱身为日本人的身份。 日本侵华的背景让她对祖国的侵略感到自豪，常常在周作人面前表现出优越感。 她的言行渐渐变得嚣张，甚至在家中时常更换国旗。 尽管周作人具有较高的学识和才华，但他对现实的认知存在偏差。 他虽然有报国之志，但常常沉浸在自己小小的世界里。 与鲁迅的决裂后，周作人依然过着读书、看报、上课的生活。 羽太信子的性格暴躁，一旦心情不好便会大发脾气，甚至晕厥。 这种行为让周作人无从应对，最终他选择了回避，逐渐养成了怯懦的性格。 长此以往，羽太信子的嚣张气焰愈加严重。 周作人的沉默与退缩为羽太信子的行为提供了空间，最终导致了兄弟之间的疏远。 参考文献；[1]马春花,韩琛.“沉默”的他者——“二周失和”叙事中的羽太信子[J].文艺争鸣,2011(5):125-1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