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神宗元丰四年，一场人神共愤的大案，父子同时享用下属官员的妻子，只因涉及宰相，居然无人敢管。 大理寺一个不起眼的小司直，硬是扔出了一颗重磅炸弹。 石士端，家境普通，家风端正，却撞上一桩烂透了底的权贵丑闻，那年春天，开封府悄悄传出一条消息：“有人闯房捉奸，告到御前。” 捉的不是外人，是同住屋檐下的房东王温州，北宋登闻检院谏议大夫。 房子是租的，脸是丢的，更惊人的是——捉奸现场，王温州不是一个人，旁边还躺着自家儿子王仲甫。 父子同屋共淫一妇，乱伦恶行摆明了当，现场被石士端撞个正着。 说起这桩案子，开封城当时满城风语，人人避谈。 不是怕石士端，是怕王家，王温州不算大官，但有个哥哥叫王珪，时任宰相，正掌握实权。 这桩丑闻要是坐实，不光王温州得完蛋，连王珪面子也得撕烂。 石士端不怕，写状纸直接告到开封府，开封府看了一眼，吓得赶紧往上递——不敢接。 案件一路捅到宋神宗，圣旨下来，交给大理寺查。 按律法，奸淫有夫之妇者徒刑两年，父子共奸，另加重论，正常来说，这种事翻不了身，直接流放都轻。 可偏偏，案子刚交给大理寺那边，风向就变了。 王珪出手，大理寺正卿先私下，送给石士端一套房子，劝他息事宁人。 当官的能屈能伸，石士端不动，房子照收，状纸照告，朝廷气氛紧张，王珪一句话也没说，全在幕后布局，大理寺查得再细，结局早定了。 宋神宗最后下诏：适逢大赦，王温州父子无罪释放，一个月后复职如常。 这不是司法，这是笑话。 御史朱服也看不下去，上表弹劾，言辞犀利，结果没等辩完就被压下去，皇权装聋，宰相护短，一桩本应震慑天下的丑闻，就这样打了水漂。 更可笑的是，石士端反倒成了麻烦制造者。 大理寺送房，不是补偿，是封口；朝廷缄默，不是中立，是纵容。 王温州父子没事，石士端却处处碰壁，升迁无望，后来甚至一度被冷落在外。 这一幕背后，是当时官场的真实面貌——不是法不容情，而是权压一切。 法度是纸糊的，王珪一句话，能把纸烧成灰。 当年正值王安石变法末期，新旧两党撕扯不休，王珪身为旧党骨干，在朝堂权势熏天。 变法斗争看似是理念之争，背后其实就是资源和利益的博弈。 王温州那点破事儿，不过是这张庞大利益网中一个小疙瘩，但因为曝光，成了整个系统的耻点。 民间议论越来越多，甚至出现了戏文，把王温州和王仲甫演成了“人间禽兽”。 书铺一度被查封，但传抄不断，越禁越火。 正史不记，野史疯传。为什么？记不得，不是不重要，是“不能记”。 一个大宋王朝，居然对一桩如此严重的乱伦丑闻，选择噤声，只留下只言片语在边角——有人认为是因为牵连到宰相；也有人说，是为了保住士大夫门第的体面。 但体面是假的，恶臭是真的。 从“石士端告奸”到“石士端失势”，这不是个案，是整个北宋，法治系统一次集体溃败。 权贵犯法，百姓噤声，石士端不算草民，七品官也混了十年，但在这场权力与法律的博弈中，连个泡都没冒出。 宋律再细，也挡不住王家的手，法官再公，也挡不住宰相的影子。 奸情可以赦，诬告可以编，最后输的，永远是站在道义一边的人。 这一案和当年“乌台诗案”形成了冰火两重天。 苏轼写诗几句讽刺朝政，就被关进大牢；王家父子践踏人伦，反而稳坐高堂，诗人得罪朝堂，法律如山；权贵践踏礼法，纸糊如烟。 这不是两个案件，这是两套标准。 石士端从未反悔，离京后彻底淡出官场，有说法他终身未再娶，也有人说他在乡野教书育人，终日不言时政。 王温州之后一路高升，王仲甫也入仕无碍，两人再没因那桩事吃过亏。 百姓私下说，宋朝不怕天灾，不怕战乱，就怕王家这类人。 宋神宗当年还试图整肃风气，但王珪这样的人握着朝纲，不发声也能定乾坤。 一桩奸案，没砸碎王家的门楣，砸的是朝廷的脸。 如今翻史书，很难找到这段记录的正经出处，更多藏在笔记、传闻、野史里，但这不代表没发生，只代表有人不想人知道。 参考资料： 胡三省.《资治通鉴音注》卷三百二十六，元丰四年条下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