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宋朝越裁减官员，官僚队伍反而越来越庞大？ 嘉祐八年（1063年），宋仁宗驾崩，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在位不过四年，便因病离世。1067年，英宗的嫡长子赵顼登基，是为宋神宗。彼时的神宗年轻气盛，满怀雄心壮志，渴望中兴大宋，却不想一份财政报告如同一盆冷水当头浇下。 刚刚即位的神宗找财务要钱，准备按惯例举办葬礼和赏赐百官。谁知管钱的三司使韩绛却直言相告：＂国库现在没钱。不仅没钱赏赐百官，就连给先帝修坟的钱也是捉襟见肘。＂ 神宗难以置信：＂我大宋岁入一亿多，怎么会没钱？＂ 韩绛拿出账本，一一细数：＂虽然咱们前一年的岁入高达1.16亿，但各项的支出却是1.23亿。这还只是常规开支，再加上约1.15亿的非常规开支，国库现在不仅没钱，而且还亏空了一亿。＂ 看着手中的账本，神宗如坐针毡。大宋不是没钱，按年度总收入计算，大宋的岁入高于此前的所有朝代。问题在哪里？他找来韩琦、司马光、张方平、韩维等大臣共同商议。 司马光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在于乱花钱。臣建议，先全面核查国家的各项支出，然后定出节省的具体部门和具体数字。＂ 神宗立刻让司马光负责核查财政开支。司马光将当下财政与宋仁宗庆历年间的开支对比，很快发现了大量不合理开支项目。但就在神宗准备让司马光着手解决财政亏空时，司马光却以要编撰《资治通鉴》为由，拒绝了任命。 追根溯源，这场财政危机由来已久。早在宋真宗与辽国达成澶渊之盟后，为了稳定官僚集团的忠心，宋真宗就给予了高级官僚极为优厚的待遇。他在门荫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了恩荫规模，允许高级文武官员在特定时期向朝廷推荐自己的亲属、门生做官。若在汉唐时期，官员通常只能给一两个儿子或门生安排工作，但到了宋真宗时期，一个官员可以推恩二十多人。 此外，宋真宗还实际上废止了对官员政绩的考核机制，默许文官三年升迁一次，武将五年升迁一次，无论工作业绩如何。这些对官员极为有利的政策，导致＂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荒唐局面。 问题在宋仁宗中期集中爆发。1039年，为应对西夏的挑衅，宋朝大幅提高军费开支，从之前的1600万增至3300万。宰相张士逊轻敌狂言，认为西夏蕞尔小邦，朝廷天兵一到即可诛灭。然而接下来的五年里，宋朝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三战三败，被迫不断增加兵力规模，最高时有禁军加厢军多达120多万。 1043年，宋仁宗扛不住了。政治、经济、军事改革势在必行。正值吕夷致仕，范仲淹适时提出《答手诏条陈十事奏疏》，主张严明官吏升降，精简官僚队伍，整治吏治等改革措施。仁宗顺势提拔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等人实行庆历新政，却因战争结束、财政压力缓解而半途而废。 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正式开始变法。面对积贫积弱的宋朝，他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解决财政问题。然而，随着时间推移，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变法旨在精简机构、提高效率，但官僚队伍却比改革前更加庞大了。 这一现象引人深思：为何越是裁减官员，官僚队伍反而越来越庞大？关键问题出在中层官僚上。 在宋朝的官僚体系中，中层官员占据了最大比例的财政支出。他们的数量是高层官员的十倍，而薪酬远高于基层官员。更令人咋舌的是，那些因父辈关系而做官拿薪水却不干实事的人，大多集中在这一层级。 王安石变法初期颁布的均输法，看似只是一种弹性税收方式，让老百姓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交实物或交钱。但实施这一新法，需要各地设立专门管理机构，负责收税、定价、采购等工作。这些新机构需要大量官员来运作，尤其是中层管理和监督人员。 青苗法更是扩大了官僚队伍。这项让官府向农民提供低息贷款的政策，看似惠民，却需要大量人手来评估借贷资格、发放贷款、记录账目、追缴利息。为确保资金安全，还需配备监察人员防止贪污舞弊。结果，一项旨在帮助农民的政策，却催生了一大批新增官员。 1073年，王韶提出＂熙河开边＂战略，希望利用唃厮啰政权四分五裂的机会，夺取河湟肥沃土地，从侧翼包围西夏。此举得到神宗和王安石的支持。然而，这一军事行动不仅需要前线将士，还需要大量后勤保障和文书官员。随着疆域扩张，又要增设地方行政机构，官员数量再次扩大。 宋朝中层官僚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其职能定位。中层官员承担着上传下达的重要职责：向上汇总基层数据供高层决策，向下传达高层指令确保执行。随着政务日益复杂，专业分工更加细化，一人多职逐渐被一职多人取代。监察体系的设立更使得官员数量成倍增长——监察官需要监督基层官员，而监察官自身又需要被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