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中国改革的起步，标志性的一步便是包产到户的回归与合法化。这一政策将过去人民公社集中管理的土地重新分配给家庭，改变了集体劳动的模式，转而允许家庭独立承包土地。简单来说，就是“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一变革，实际上是农民在生存压力下，为了吃饱饭而作出的冒险改变。 1978年，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村民在极大的风险下，签署了分田到户的秘密协议。这一行动，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的开端。有人认为，正是这项包产到户政策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然而，如果包产到户确实如此有效，为什么当年中国的伟人们会选择实行集体化呢？ 在中国，农业一直是国家发展的基石，拥有深厚农业底蕴的中国一直重视农业的发展。毛主席深知这一点，因此在国家发展战略的制定中，农业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面对农村生产关系的调整问题，毛主席一直在寻找最合适的方法，旨在提高农业生产力。 实际上，包产到户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事物。几千年来，农村基本上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土地耕种，建国初期的几年也采用了包产到户的模式。包产到户在短期内确实能提高粮食产量，但其中的一些隐性问题往往被忽视。许多人看到的只是眼前的困难和短期经济利益，却忽视了其中的弊端。 伟大的领导人们不仅仅是在算经济账，更重要的是在考虑政治账，他们的目标是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在那个时代，农民吃不饱肚子并不是因为集体公社的存在，而是农业生产率的低下。后来，能够让农民吃饱肚子，解决温饱问题的，正是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以及现代农业技术的引入，尤其是以优良育种为代表的技术进步。
1961年，一句＂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的质疑，在中国农村改革的历史长河中激起了巨大的涟漪。这句出自毛主席之口的话，不仅道出了当时领导层对包产到户的顾虑，更折射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农业生产制度选择上的重大抉择。 新中国成立前，中国广大农民在土地问题上饱受困扰。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佃农租种土地，承担着沉重的地租，常常入不敷出。＂春寒料峭鸟投林，夜饿漫寻路旁草＂，这样的困境让无数农民看不到希望。即便是自耕农，由于生产工具落后、耕地面积有限，也难以维持温饱。＂吃不饱饭＂这四个字，始终是压在中国农民心头的一块巨石。 新中国成立后，土地改革让农民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是，新的问题随之而来：如何组织生产？如何提高产量？单干还是集体？这些问题考验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集体化被认为是一条金光大道。然而，随着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大锅饭＂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 在＂大锅饭＂制度下，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受到严重打击。＂干多干少一个样＂的分配方式，让勤劳者失去了动力，懒惰者得到了庇护。有的农民开始对集体生产产生抵触情绪，出工不出力，甚至以生病为由逃避集体劳动。生产效率的低下直接导致了粮食产量的下降，农民的生活水平也随之下滑。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时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多次向毛主席建议实行包产到户。 几千年来，中国的农民虽然以精耕细作为生，但即使如此，依旧有很多时候吃不饱。要想实现长期的丰收，农田水利设施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基础设施，农民才能摆脱“靠天吃饭”的困境。
毛泽东时代，国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基本完成了全国农田水利设施的建设，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长期依赖自然的局面。改革开放时期，正是依赖这些基础设施，农业生产得以稳定和持续地增长，这是丰产的关键。 建国初期的几年里，也有一定程度的土地承包给农民。包产到户的确能够在短时间内提高粮食产量，但它的弊端却很容易被忽视。很多人仅仅看到了眼前的经济效益，却忽略了更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毛泽东非常清楚，单纯依赖包产到户并不足以实现真正的共同富裕，国家要长期富强，必须依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农业生产力的提升。 毛泽东时代，农业科技取得了巨大进展。1973年，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标志着中国农业技术的突破，随后小麦、玉米和棉花的良种也取得了显著的进展。这些技术的引入和改进，才是保证粮食产量稳步提升的关键。 然而，毛泽东对包产到户政策的推行持谨慎态度。1962年，他发起了对“单干风”的批判，并且将问题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高度，严厉打击支持包产到户的党内干部，这一政策因此迅速被叫停。 早在20世纪50年代，温州就开始了类似的实践，尽管这一做法在多次遭到禁止后仍旧悄悄进行。直到1979年至1982年，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在改革开放时期正式得到推广。 这一改革虽然表面上看似简单的分田单干，但它实际上并不仅仅是“私”有化，而是在政府的监管和集体主义框架内进行的。改革使农民得以自主决策和分配土地，然而这并不等同于彻底的私有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