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天台，陪酒女徐某因饮酒过量，被同事发现时已意识模糊，后来在沙发上昏迷不醒，最终抢救无效离世。徐某的家属要求KTV承担责任，最终获得105万元的人道主义赔偿。然而，KTV却不甘心赔偿，转过头将当晚的六名饮酒客户告上法庭，要求他们赔偿84万元，理由是客人应对徐某的死亡承担主要责任。案件经过审理，法院认为，客人并未存在劝酒或灌酒等不当行为，且徐某的死亡发生在服务结束后，与客户无直接关联，因此驳回了KTV的诉求。 （来源：浙江省天台县人民法院） 据报道，当天，徐某像往常一样，化了精致的妆容，走入她工作的KTV。她是这里的陪酒女，年轻的脸上带着惯有的职业笑容，迎接着每一位进来的客人。 那天晚上，她被安排到六名男客人的包厢服务。包厢里，觥筹交错，笑声不断。徐某熟练地倒酒、敬酒。酒杯一次次碰撞，液体在杯中荡漾。 夜色渐深，空气中弥漫着酒精的味道。凌晨时分，徐某的脚步开始有些不稳，她的脸上泛起了异样的红晕。客人们陆续离开，而徐某也结束了这晚的工作。 同事找到她时，她正靠在包厢外的墙边喘着气，脸色已经苍白。大家七手八脚地将她扶到前台沙发上躺下。 一个小时后，前台的工作人员发现她不对劲，再次查看时，她已经没有了意识。急救车呼啸而来，可最终，生命没能被挽回。 消息传出后，徐某的家属悲痛欲绝。他们将KTV告上法庭，认为这是工作环境带来的恶果。KTV最终同意赔偿105万元，了结了这起纠纷。然而，事情并未因此平息。 几个月后，KTV又将当晚的六名男客人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赔偿84万元。 那么，以法律的角度该如何看呢？ 一、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八条，KTV作为娱乐场所经营者，对消费者及员工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该义务的范围需结合场所性质、风险类型及损害发生场景综合判断。 本案中，徐某的死亡系因过量饮酒引发急性酒精中毒，最终导致呼吸循环衰竭，而非场所设施缺陷或第三人侵害所致。 KTV虽为员工提供工作场所，但无法控制员工在工作时间外的饮酒量，更无法预见其因个人健康原因（如肝脏代谢能力差异）导致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KTV作为盈利性机构，若在员工培训中未明确禁止陪酒行为或未制定酒精中毒应急预案，可能构成管理疏失。 但本案中，KTV已及时将昏迷的徐某送医，尽到了基本救助义务。其支付105万元人道主义赔偿，本质系基于社会舆论压力与商业声誉考量，而非法律强制责任。 若将此赔偿转嫁至客户，实则混淆了道德补偿与法律责任的界限。 二、KTV主张客户需承担“共饮责任”，但该责任成立需满足三个要件： 其一，共饮人存在恶意劝酒、灌酒等过错行为； 其二，该行为与损害结果存在因果关系； 其三，共饮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如阻止醉酒者驾车、联系家属等）。 本案中，监控录像显示客户未实施劝酒、灌酒行为，且徐某系在工作过程中自愿饮酒，属于典型的“自甘风险”行为。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自愿参加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因其他参加者的行为受到损害的，受害人不得请求其他参加者承担侵权责任。 陪酒服务虽非传统文体活动，但徐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理应知晓过量饮酒的风险，其选择在工作时间饮酒并导致死亡，后果应由自身承担。 此外，客户在凌晨1点后陆续离场，而徐某在3点才出现昏迷症状，中间间隔2小时。 KTV无法证明客户离场时徐某已处于醉酒状态，更无法证明客户存在“未履行护送义务”的过错。 若强行要求客户对离场后的行为负责，将无限扩大共饮责任范围，违背法律责任的可预测性原则。 三、KTV支付赔偿后试图向客户追偿，实则将自身商业风险转嫁给消费者，违背公平原则。 根据《民法典》第五百二十四条，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第三人可代为履行，但代履行后不得向债务人追偿，除非符合法定条件（如债务人同意或合同约定）。 本案中，KTV的赔偿行为系自愿处分，且客户并非徐某死亡的直接责任人，KTV无权要求客户承担赔偿责任。 徐某的死亡系因个人健康风险与职业选择叠加所致，KTV与客户均不存在法律过错。KTV支付人道主义赔偿虽值得同情，但不得以此突破法律责任边界。 法院最终判决：KTV的诉讼请求不成立，驳回其诉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