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顶武出生于1917年，彼时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社会动荡的时期。他成长于湘潭县花石镇的一个大地主家庭，优渥的家境赋予了他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地位。其父石怀珍身为当地“三期普渡”会道门的头目，在封建迷信的传播与运作方面有着自己的一套“门道”，这无疑为石顶武日后走上邪路埋下了伏笔。 年少的石顶武在成长过程中，不仅接触到了封建家族的腐朽观念，还深受当时社会动荡局势下各种反动思潮的影响。17岁时，他加入国民党，自此开始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堕落之旅。凭借家族背景和自身的一些手段，他在国民党内逐渐崭露头角，历任县党部宣传委员、中统外围组织“中国文化社”社长等职。在这些职位上，他并未为国家和人民做出任何有益之事，反而利用职务之便，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大肆为个人谋私利，同时也为他后续的“皇帝梦”积累资源。 石顶武深知，要实现自己那荒诞不经的“称帝”野心，仅靠在国民党内的职位远远不够。于是，他借助父亲在“三期普渡”会道门中的影响力，将这个原本就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组织改造成自己的工具。他拉拢了诸如军统特务组长陈德炎、国民党军团长欧阳礼等军政要员加入“三期普渡”，这些人手中的权力和资源，成为了石顶武日后组建反动势力的重要支柱。同时，他通过贿赂《大公报》社长张平子，让报纸刊登颂扬自己的文章，试图在舆论上为自己营造一种“神圣”的形象，以此来蛊惑更多的民众。 1947年冬，在长沙操办“阴超”法事期间，石顶武觉得时机已到，便与陈德炎、张启方等核心党羽密谋成立“大中华佛国”。他自封为“皇帝”，这一行为犹如一个跳梁小丑在历史的舞台上自导自演着一出闹剧。他制作了“黄杏佛旗”作为“国旗”，分封左丞相王裕契、右丞相陈泰来，组建“佛国军”，并任命陈德炎为总司令，石克钧为副总司令。为了让自己的“皇帝梦”更加“真实”，他在湘潭排头乡大兴土木，修建占地1万多平方米的“皇宫”。这座所谓的“皇宫”，内设碉堡、卫队，完全是按照封建王朝的模式来构建，而他自己则在其中过着奢靡的生活，豢养3名妃子和40余名仆役，仿佛真的成为了一个高高在上的“帝王”。 在迷信操控方面，石顶武编造了一系列荒诞不经的谎言。他宣称自己是“刘先主转世”，有着“天命”在身，将“掌管天下，妖王绝迹”。对于那些文化水平较低、深受封建迷信思想影响的民众来说，这些谎言具有极大的迷惑性。他以此为借口，要求信徒缴纳“皇粮”，每户每年需上缴50斤粮食。同时，为了确保信徒的忠诚，他还以“灭九族”这样的封建残酷手段来威胁众人，让信徒们在恐惧与迷信的双重压迫下，对他唯命是从。 在军事统治上，石顶武将道徒编为15个班，对他们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他确定了军旗、番号、肩章等军事标志，妄图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正规军”。他不仅为“佛国军”购置了手枪3支、轻机枪1挺、长枪16支及2000余发子弹，还计划凭借这支武装力量攻打区政府，甚至妄图上山打游击，与新生的人民政权对抗到底。这种暴力行径，严重威胁到了当地的社会稳定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在政治上，石顶武的反革命野心昭然若揭。他指使党羽成立假农会，企图通过这种方式打入基层政权，从内部瓦解人民政权的根基。同时，他还散布各种谣言，如“蒋介石反攻大陆”“解放军七月初七将被黑风消灭”等，试图扰乱民心，制造社会恐慌，为自己的反动活动创造有利条件。这些谣言在当时信息传播相对闭塞的农村地区，一度引起了部分民众的恐慌和不安，给社会秩序带来了极大的冲击。 1949年，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然而，石顶武却妄图螳臂当车，阻挡历史的进步。湘潭解放后，他不仅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变本加厉地进行反革命活动。 他先是与陈德炎组织“湘鄂赣边区人民反共自卫救国军”，阴谋攻打区政府，试图以暴力手段推翻新生的人民政权。在这一计划失败后，他又潜回老家排头岭，操纵假农会，企图从基层入手，渗透并破坏人民政权的建设。同时，他还指使党羽散发反动传单，继续蛊惑人心，并策划在“寅印二年春”发动大规模的起事，妄图实现他那“恢复帝制”的迷梦。 但是，正义或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1952年冬，湘潭掀起第二期镇反高潮，公安机关敏锐地察觉到了石顶武及其反动组织的危害，抽调100余名干警全力追捕石顶武。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与配合下，经过艰苦的侦查与搜捕，1953年6月，石顶武终于在黄笃行家夹墙内被抓获。在抓捕现场，警方搜出了金条、枪支、玉玺、龙袍等大量罪证，这些罪证成为了石顶武妄图复辟帝制、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铁证。 同年冬，石顶武被依法执行枪决。随着那一声枪响，他的“大中华佛国”彻底覆灭，他那荒诞的“皇帝梦”也永远地成为了历史的笑柄。然而，历史的闹剧并未就此完全终结。1983年，石顶武之子石金鑫在农民“丞相”李丕瑞的支持下，妄图“复辟”“大中华佛国”，再次上演了一出闹剧。但他们的行为仅仅是一场微不足道的挣扎，这个仅8人参与的“复辟”行动，在警方的迅速打击下，旋即被扑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