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金庸公然嘲讽说：造原子弹有什么用，百姓都没饭吃了，还不如拿这些钱帮助百姓生活。 1964年圣诞节前夕，香港《明报》编辑部里灯火通明。金庸坐在办公桌前，手中的钢笔在稿纸上停停顿顿，这位平日里下笔如有神的文人，此刻却显得格外慎重。最终，他写下了《有什么不对，请原谅》这个标题，承认《明报》在这场持续一年多的争论中确实失礼，并向各界诚恳道歉。 这份道歉的背后，源于几个月前北京城里的一场特殊饭局。1964年底，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助手金尧如到北京汇报工作，恰逢廖承志设宴，陈毅元帅也在座。席间，金尧如提起了金庸在《明报》上连续发表的那些文章，特别是《要裤子不要核子》以及后来那篇要求陈毅引咎辞职的文章。 陈毅听后十分震惊，他万万没想到自己那句＂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的豪言壮语，竟然在香港引起了整整一年的笔墨官司。他接过《明报》的文章仔细看了起来，房间里一时安静下来，只听得见翻动报纸的沙沙声。过了许久，这位共和国元帅放下报纸，缓缓说道：＂其实，我也反思过自己这段话，虽然本意是好的，但说的确实有些片面，查良镛先生从老百姓生活角度考虑也没什么错误。＂ 更让人意外的是，陈毅接下来的话：＂共产党人做事光明磊落，欢迎香港各界继续监督。＂他认为应该把自己与金庸的观点结合起来才更为妥当——中国人民不仅要裤子，更要核子。这番话传到金庸耳中时，这位以犀利著称的文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回想起两个月前的那个下午，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当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时，全世界都为之震动。有趣的是，金庸此前在《明报》上准确预测了试验时间，他写道内地核试验一定会选在下午三四点左右，因为那时美国正值深夜，根本来不及反应。这个预测完全正确，显示出这位香港文人对时局的敏锐洞察力。 但即便面对核试验成功的既成事实，金庸在《明报》上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各国核武器应该销毁，内地还是要将老百姓吃饭问题作为头等大事来解决。这种坚持让香港其他几家报社坐不住了，连新华社香港分社也＂忍无可忍＂，这才有了金尧如北京汇报的那一幕。 1963年10月的一个下午，外交部长陈毅在钓鱼台国宾馆会见日本代表团。当时的中国刚刚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而苏联又在关键时刻撤走了所有援华专家。那些苏联专家临走时还傲慢地放话：＂就是再给中国二十年，他们也造不出原子弹！＂ 面对这种羞辱，陈毅元帅血气上涌，当着日本代表团的面斩钉截铁地说：＂帝修反有原子弹、核子弹，了不起吗？他们如此欺侮我们，他们笑我们穷，造不起。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这句话一出口，不仅震撼了在场的外国客人，也很快传遍了全世界。 消息传到香港后，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本就与内地意识形态对立严重，陈毅的＂核裤论＂立即在当地引起轩然大波。金庸当时是香港影响力最大的报纸《明报》的编务，他一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坐到办公桌前，写下了《要裤子不要核子》这篇文章。 金庸在文章中毫不客气地写道：＂原子弹有什么用，不如多做几条裤子穿。＂他认为不知道内地要原子弹干什么，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同样会受到威胁。更尖锐的是，他直接指出：＂一个国家的人民穷到裤子都没有，就算造出原子弹，国家也不会强大，政权也不稳。＂ 这篇文章一经发表，香港的报界立刻炸开了锅。《文汇报》马上发表反击文章《怕中国有？是什么人？》，《新晚报》也刊登了《裤子固要，核子也要》，文章中直接把金庸骂成了毫无家国大义的＂汉奸走狗＂。《大公报》《商报》等左派报纸也纷纷加入战团，对金庸进行猛烈抨击。 但金庸这个人天生就有股不服输的劲头，写了几十年武侠小说的他，骨子里带着一股侠客的倔强。面对围攻，他不仅没有退缩，反而越战越勇，接连发表了《中共制核弹，无益加有害》《若非谣言，便须引咎》等文章。最让人震惊的是，他竟然在文章中要求陈毅引咎辞职，认为既然想要和平，就必须消灭全世界的核武器。 金庸还在文章中强调，就算真要搞核武器，也不能让祖国人民连裤子都穿不上，＂穷兵黩武＂绝对要不得。他的这些观点虽然激进，但确实反映了当时香港一部分人对内地政策的看法。 有意思的是，这场笔墨官司打得越激烈，《明报》的发行量反而越高。金庸本人也承认，《明报》说到底是区域性报纸，发行量才是它的生存之本。新华社香港分社发现这个情况后，本想给《明报》编辑部施压，但金尧如认为不妥。他分析说，中国研制核武器的进度并没有受到国际舆论的影响，而且这种论战客观上也让香港同胞持续关注祖国的核武器发展。 就这样，香港几家报纸你来我往，针锋相对，谁也不让谁。这场争论从1963年10月一直持续到1964年底，整整一年多时间，直到陈毅元帅那句＂骂得有道理的就当挚友、诤友＂，才最终化解了这场风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