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43年，侯君集因谋反被判死罪，李世民哭着说：“朕本想赦免你，奈何百官不答应，你还有什么遗愿吗？”侯君集听后，跪在地上泪流满面说：“请陛下赦免臣一子替臣守丧与祭祀。” 侯君集并非出身草莽寒门，其祖父侯植曾任北周平洲刺史，算得上是官宦之后。但他早年却并未显露出与其家世相称的沉稳，反而史载其“矫饰虚诈”，好大言，耻于耕作，一心向往军旅功名。然而，正是这份不甘平庸的野心，以及他苦练的“弓马”之术，让他在隋末乱世中觅得了机遇，投身于当时还是秦王的李世民麾下。 当时，李世民身边猛将如云，谋臣如雨。侯君集初入秦王府，并不算最耀眼的一个。但他凭着一股悍勇之气，以及善于揣摩上意的机敏，逐渐赢得了李世民的注意。他“常侍秦王左右”，在一次次征战中积累战功，更重要的是，在决定大唐命运走向的“玄武门之变”中，他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 史称“君集之策居多”，足见其不仅是冲锋陷阵的勇夫，更是参与核心密谋的关键人物。这场从龙之功，为他奠定了开国功臣的地位，也赢得了李世民非同寻常的信任。 唐朝建立，太宗登基，侯君集的人生也迎来了高光时刻。他被封为潞国公，官至左卫将军、右卫大将军，食邑数千户。太宗认为他不仅能征善战，还通晓谋略，甚至一度让他担任权力极重的吏部尚书，委以选拔天下英才的重任。此时的侯君集，可谓是圣眷正隆，权倾一时。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吐谷浑侵扰大唐边境，侯君集受命随名将李靖出征。在这场战争中，他展现了杰出的军事才能，率领先锋部队屡破强敌，为最终大破吐谷浑立下汗马功劳。然而，也是在此期间，他性格中骄傲、贪功的一面开始显露，史载他与主帅李靖等人在军事策略上多有分歧，隐隐埋下了与其他重臣不和的种子。 真正将侯君集推向功业顶峰，却也同时将其引入命运拐点的，是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开始的征讨高昌国的战争。高昌国主麴文泰勾结西突厥，阻碍丝绸之路，挑衅大唐权威。李世民任命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率领大军西征。 面对西域强国，侯君集再次展现了他卓越的指挥艺术。大军所至，所向披靡。麴文泰闻讯惊惧而亡，其子麴智盛继位后不久便开城投降。侯君集兵不血刃，轻松平灭高昌，将西域纳入大唐版图，功绩之伟，震动朝野。这无疑是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一笔。 在高昌，侯君集私自将高昌王宫中的珍宝、美女据为己有，纵容部下抢掠，侵吞战利品，严重败坏了军纪。他的不法行为很快被随军出征的御史弹劾。班师回朝后，群臣激愤，纷纷上奏要求严惩。 李世民对此极为震怒。他一向以严明治军著称，最恨将领贪赃枉法。他曾想将侯君集下狱问罪，但考虑到其灭国之功确实巨大，且是自己的心腹爱将，最终还是选择“特原其罪”，没有公开处罚。但这并不代表太宗心中没有芥蒂。他私下里严厉斥责了侯君集，并警告他不可再犯。 侯君集虽然表面上未受重罚，保住了官爵地位，但内心却产生了巨大的怨怼，他曾对张亮抱怨说：“郁郁不可活，公能反乎？当与公反耳。” 张亮将这些话张亮都告诉了李世民，李世民了解侯君集，认为他是在赌气，所以也没在意。 恰在此时，太子李承乾正因足疾、宠幸男宠、行为失德等问题，日益感受到来自魏王李泰的威胁，储位岌岌可危。内心惶恐的李承乾开始秘密联络朝臣，培植党羽，企图通过非正常手段巩固自己的地位，甚至萌生了谋反的念头。 心怀怨恨、自觉被亏待的侯君集，成为了李承乾极力拉拢的对象。而侯君集，在经历了高昌风波后，心态已经失衡。他看到太子似乎有意倚重自己，又联想到自己可能因功高震主而前途受限，内心深处的野心和对现实的不满交织在一起，竟鬼迷心窍地投入了太子的阵营。 他不仅参与了太子的密谋，甚至成为了其中最为积极的策划者和推动者之一，不断怂恿太子早日动手，或许是想通过拥立新君来获取更大的权势，以弥补自己心中的“不公”。 然而，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集团的另一位成员、都督贺兰楚石(侯君集的女婿)因惧怕事泄而向朝廷告发，李承乾谋反案彻底暴露。参与密谋的一干人等，包括驸马都尉杜荷（杜如晦之子）、赵节（长广公主之子）以及侯君集等人，悉数被捕下狱。 铁证如山，侯君集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 侯君集有灭国之功，又是秦王府的嫡系将领，李世民本想赦免他，但是谋反是大罪，百官纷纷要求将侯君集处死。 李世民没有办法，只好流着泪问侯君集有什么遗愿。 侯君集跪在地上，泪流满面，对李世民提了最后一个要求：“请陛下赦免臣一子替臣守丧与祭祀。” 李世民答应了侯君集的请求。最终，侯君集被斩首于长安东市，他的家人妻子与另一子，被流放于岭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