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1月，集中营的几个国军战俘在替日军喂猪时，由于好几天没有吃东西，实在是饥饿难耐，便捡食喂猪的白菜。一旁的日本兵发觉后，当场用刺刀杀死一人，其余几人被刺伤。 1941年11月，日军对战俘实行了严格的伙食管理制度，每人每天仅能获得200克左右的杂粮和100克左右的蔬菜。这些食物的营养价值极低，甚至无法维持最基本的生存需求。 战俘每天的主食通常是玉米面和高粱面混合制成的饼，有时还会掺入树皮和草根充数。日军还规定战俘必须集中用餐，私藏食物将受到严厉惩罚。 每日的早餐仅有一碗稀粥，中午和晚上各发一个粗粮饼，偶尔会配上几片咸萝卜或白菜叶。战俘们常常因为食不果腹而出现营养不良，甚至有人因为饥饿而昏倒在劳动现场。 在奉天战俘营，日军要求战俘每天工作超过12小时，其中包括农场劳动、工厂作业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与微薄的食物配给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战俘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劳动岗位，其中包括饲养家畜、修建道路和搬运物资等重体力工作。饲养牲畜的战俘每天要准时清理猪圈，运送饲料，并确保猪圈的卫生状况。 日军给牲畜的饲料往往比给战俘的食物还要好，猪食中常常会加入新鲜的蔬菜和玉米。这种强烈的对比更加凸显了战俘的悲惨处境。 工厂劳动是最为艰苦的工作之一，战俘们被迫在＂满洲工作机械株式会社＂从事军工产品的生产。车间内高温闷热，工作强度大，但食物供给却远远不够。 每天清晨五点，战俘就要起床集合，匆匆吃完稀粥就要开始一天的劳动。直到晚上七点才能结束工作，期间只有短暂的午休时间。 战俘营的劳动安排完全不考虑人的基本生理需求，即使在寒冷的冬季也必须完成指定的工作量。很多战俘因为体力不支而倒下，但日军仍然强迫他们继续工作。 营养不良导致战俘普遍出现浮肿、贫血等症状，但日军依然要求他们完成繁重的劳动任务。有些战俘甚至因为营养不良而丧失了基本的行动能力。 战俘营中的惩罚制度极其残酷，日军根据违规的程度设置了不同等级的处罚方式。轻微违规如列队不整齐、敬礼不标准等，就会被当场殴打或罚跪。 对于被认定为严重违规的战俘，日军会采取更加严厉的惩罚手段。这些惩罚包括长时间曝晒、冰水浇身、禁闭关押等多种方式。 日军还设立了专门的禁闭室，用来惩罚那些试图逃跑或反抗的战俘。禁闭室内空间狭小，没有取暖设施，战俘被关在里面往往会因为饥寒交迫而丧命。 集体惩罚是日军常用的管理手段之一，一旦发现某个战俘违反规定，整个营房的战俘都要受到惩罚。这种连坐制度导致战俘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压力。 日军规定战俘必须使用日语喊报数，稍有发音不准确就会遭到毒打。每天早晚的点名时间，都会有战俘因为这个原因受到体罚。 在战俘营内，日军设立了严密的监管制度，每个营区都有瞭望塔，配备武装守卫24小时监视。战俘的一举一动都在日军的监控之下。 日常管理中，战俘必须遵守繁琐的行为规定，包括行走路线、劳动姿势等细节都有具体要求。违反这些规定的战俘会立即受到惩罚。 日军特别禁止战俘私自获取食物，包括捡拾地上的野菜或者剩饭剩菜。一旦被发现，轻则毒打，重则处死。 每次巡查时，日军都会仔细检查战俘的衣物和床铺，搜寻是否藏有食物或其他违禁品。经常会有战俘因为藏有一小块饼干而遭受残酷的惩罚。 战俘营的卫生间和洗漱设施都有严格的使用时间限制，超时使用也会受到惩罚。即使是生病的战俘也必须遵守这些规定。 日军的暴行还包括强迫战俘在严寒天气下站军姿，一站就是几个小时。有些战俘因此被冻伤，甚至截肢。 对于那些表现出反抗情绪的战俘，日军会采取更加残酷的惩罚方式。他们会被单独关押，不给食物和水，直到服从为止。 为了补充营养，一些战俘在劳动时会偷偷收集野草和树皮。这些在平时看来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战俘营中成为了维持生命的重要来源。 当战俘被分配到农场劳动时，他们会想方设法将一些蔬菜藏在衣服里带回营房。这种冒险的行为虽然充满危险，但为了生存他们别无选择。 国际红十字会曾多次向战俘营提供援助物资，包括食品、药品和御寒衣物。然而这些物资大多被日军截留，很少能真正送到战俘手中。 1942年初，国际红十字会的一批营养品和药物运抵战俘营。但日军以检查为名扣押了这批物资，战俘们的境遇并没有得到任何改善。 战俘营对外界救援设置了重重阻碍，国际救援组织的代表甚至无法进入营区查看战俘的真实生活状况。日军对外宣称战俘们生活良好，但实际情况却是完全相反。 在寒冷的冬季，战俘们不得不将稻草塞在衣服里来抵御寒冷。由于缺乏足够的取暖设施，许多战俘因此患上了严重的肺炎。 战俘营的死亡率在1942年达到了最高峰，平均每天都有战俘死亡。有些营房的死亡率甚至超过了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