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火化前，负责遗体解剖的韩宗琦医生发火：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1976年1月7日，北京医院一间特殊的病房里，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睁开了疲惫的双眼。病房里的医护人员正在忙碌地工作，周恩来用微弱的声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对医护人员说的最后一句话。这位操劳了一生的总理，此时已经完全依靠鼻饲和输液维持生命。 第二天早晨，病房的电铃突然响起。这是一种特殊的警报铃声，意味着总理的病情出现异常。 医护人员迅速冲进病房，监护仪上的心跳数字在不断下降：60次、50次、30次。尽管医疗组采取了一切可能的抢救措施，但都无济于事。 1976年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永远闭上了双眼。从1974年6月1日住院到离世，这位73岁的总理经历了13次大小手术，平均每40天就要进行一次。 遵照周恩来生前的遗愿：＂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负责主持遗体解剖工作。 解剖结果显示，经过近两年的抗争，癌细胞已经侵蚀了周恩来的全身脏器。这位与病魔斗争到最后一刻的总理，始终保持着坚强的意志。 在太平间里，一位特殊的理发师接到了为周恩来理发的任务。这位名叫朱殿华的理发师，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负责为周恩来理发和按摩。 当朱殿华看到周恩来的遗容时，他才得知一个令人心痛的事实。原来在生命的最后8个月里，周恩来一直没有让人叫朱殿华来理发。 周恩来曾对秘书说：＂你瞧我病成这个样子，老朱给我理了这么多年的发，他见了我会难受的，别让他来吧。＂即使在重病期间，周恩来依然时刻为他人着想。 朱殿华小心翼翼地为周恩来整理着8个月未经修剪的头发。当他收拾地上的头发时，悄悄地将一缕白发放进了口袋，用这种方式寄托对总理的思念之情。 按照邓颖超的要求，为周恩来化妆时要保留一些病容的痕迹。她说：＂恩来已经病了好几年了，眼眶面颊都塌陷得厉害，你们不要涂抹得跟正常人一样。＂ 当遗体整理工作进行到选择寿衣的环节时，副卫士长张树迎和卫士高振普从中南海西花厅取来了周恩来生前的衣服。 这些衣服都是按照邓颖超的要求挑选的。她对卫士们说：＂不用给总理买新的衣服，就选他平时最喜欢穿的，现有最好的衣服。＂ 卫士们仔细翻找了周恩来的衣柜，却发现情况并不乐观。衣柜里的衣服要么太旧，要么打着补丁，很难找到一件完好的。 最终，他们选择了一套周恩来冬天常穿的灰色中山装。这套衣服虽然洗得发白，但是没有补丁，再配上一件旧衬衣，便作为总理的寿衣带到了医院。 当韩宗琦医生打开包裹着寿衣的布时，眼前的景象让他无法接受。作为一位德高望重的医生，他无法理解为什么要让总理穿着这样的旧衣服离开。 韩宗琦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提高了：＂你们这些卫士是什么意思？你们想做什么？总理都去世了，还穿旧衣服？你们跟总理这么多年了，你们这样做对得起总理吗？＂ 卫士们面对韩宗琦的质问，只能把邓颖超的要求说明。他们和韩宗琦一样心痛，但这是邓大姐的决定，他们必须遵从。 韩宗琦听完解释后沉默了很久。这位刚才还在发火的医生，此刻只能无声地叹息，默默地执行这个特殊的要求。 在场的工作人员都清楚地记得，周恩来生前常说：＂我们共产党人要照顾群众的生活，自己的生活要照顾到最后。＂ 最终，周恩来穿着这套看似普通的中山装，开始了他人生的最后一程。这件寿衣成为了他一生节俭品格的最后见证。 在选择骨灰盒的过程中，工作人员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两种选择：一种是装饰精美的高档骨灰盒，另一种是简单朴素的普通款。 按照邓颖超的指示，他们选择了价格为150元的普通骨灰盒。这个选择延续了周恩来生前一贯的节俭作风。 当时公墓只剩下两个普通骨灰盒，一个掉了漆皮，另一个盖子不太好开。工作人员最终选择了后者，因为这个骨灰盒只会使用一次。 但这个看似普通的骨灰盒，后来成为了一个特殊的见证。1992年，邓颖超在临终前特意交代，要用这个骨灰盒盛装自己的骨灰，以此表达对丈夫的深情。 1月15日下午，周恩来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后，邓颖超亲自将骨灰分装在四个文件袋中，准备按照周恩来的遗愿撒在祖国的江河大地上。 工作人员清楚地记得，邓颖超在分装骨灰前，面向在场所有人深深鞠了一躬。她说这一躬，是代表周恩来感谢大家这些天的辛苦。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一行人来到北京东郊通县机场。一架小型飞机早已等候，准备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 周恩来的骨灰被分别撒在了四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北京的上空、密云水库、天津的海河，以及象征黄河入海的山东滨州。 在此之前，全国人民自发组织了一场感人至深的送别。数十万群众自发地来到长安街，形成了历史上著名的＂十里长街送总理＂的场面。 人们默默地跟随着灵车，许多人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当灵车驶过时，有的群众因悲伤过度晕倒在路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