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在重庆遭人绑架，绑匪开口要40万，杜月笙却说：“给你90万，剩下的兄弟们喝茶。”绑匪惊呆了，钱到手立马放人。不料，正是这90万，让杜月笙轻而易举找到幕后黑手。 杜月笙的故事始于他14岁时的生活转折，那时他已是孤儿，生活迫使他进入水果行业当学徒。然而，年轻的杜月笙并未在此处安定下来。由于他的性格未定及嗜赌的习惯，他很快与水果行业的规矩格格不入，终因此被开除。 杜月笙的人生似乎注定要与众不同。在被开除后，他没有选择继续沉沦，而是积极寻找新的生活出路。他的机遇来自于拜入了当时影响力巨大的青帮，成为陈世昌的门徒。通过陈世昌的介绍，杜月笙得以进入黄金荣的视线，黄金荣是当时上海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巨头。 黄金荣将他提拔为鸦片运输的负责人，并管理法租界内的公兴俱乐部。杜月笙的能力和人际关系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不仅在业务上取得成功，更是在黑白两道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杜月笙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到了1925年，他已经足够强大，能在法租界成立自己的公司——三鑫公司，从而垄断了法租界的鸦片运输业务。他的权力达到了顶峰，与黄金荣和张啸林齐名，被称为“上海三大亨”。此外，他还担任法租界商会总联合会主席，实际上掌握了上海的经济命脉。 在商界的成功背后，杜月笙深知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通过从事鸦片贸易和赌场业务积累了巨额财富，而这些财富并非只用于个人享乐，更多的是用来维系和扩展他的社会关系网。他广泛地与政商界人士建立联系，下至社会底层，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影响力网络。杜月笙深知，金钱虽然重要，但真正长久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1937年8月，随着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日本军队迅速转向上海，意图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面对这样的危机，上海这个中国的现代化大都市，其人民展现了坚决与日军抗争到底的决心。在这样一个紧急关头，杜月笙站出来与广大市民一道，抵抗侵略。 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杜月笙积极参与了上海各界抗敌救援会的活动，并担任了募捐委员会的主任。他利用自己多年来建立的广泛联系网络，不遗余力地为抗战筹集资源。他组织筹款，同时也通过特殊的渠道获取了军队急需的通讯器材和装甲保险车。 更为人称道的是，杜月笙在抗战期间的激昂言辞和坚定行动。他曾公开表示，如果日军敢于利用上海租界攻击中国人，他会在两小时内将租界毁灭。这种激烈的表态，无疑展现了他对抗日救国的坚定决心和勇气，也为他在民众中的声望增添了几分色彩。 然而，随着1937年底上海的沦陷，形势变得更加复杂。杜月笙面临了极大的压力，包括日军的拉拢和威胁。尽管如此，他拒绝与侵略者合作，坚称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不能背叛国家和民族。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选择离开上海，转往香港，但他的抗战行动并未因此而停止。 1940年，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他发起并领导了中国各帮派的联合，组成了人民行动委员会。通过这个平台，他继续为国家的抗战努力贡献力量。 杜月笙的行动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显得尤为突出。与他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两位上海知名人士的选择：张啸林选择投降日军，而黄金荣则选择隐退，静观其变。 1941年12月，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杜月笙再次搬迁，这次的目的地是重庆。当时，随着南京的陷落，国民政府已迁至重庆继续抗战努力。在这座山城，杜月笙迅速凭借其深厚的人脉和巨资，在政商两界再次崭露头角。 在重庆，杜月笙成立了恒社总社，不仅巩固了他在大后方的影响力，还通过创办中华贸易公司和通济公司等机构，与沦陷区进行物资交换，从中获得巨额利润。 一次，杜月笙在办完事务后出门，发现自己的车不翼而飞。正在他疑惑之际，一辆军用车突然停在他面前，两名彪形大汉迅速将他强行带上车，开始了一场意想不到的绑架事件。尽管身处险境，杜月笙保持了冷静，他清楚这是一场针对他的有预谋的绑架。 面对劫匪的勒索，杜月笙展现了非凡的应对策略。劫匪索要40万银元，而杜月笙却提出支付90万，意图以此解决问题，并确保自己的安全。杜月笙的慷慨解囊不仅令劫匪感到意外，而且赢得了他们的尊敬，劫匪甚至在离开时透露了一些关键信息，使杜月笙得以追查到背后的主谋。 经过调查，杜月笙发现这场绑架与他的旧日对手黄金荣有关。黄金荣曾是上海的另一位黑帮大佬，但在战争中未能及时转移，陷入了困境。杜月笙得知真相后，考虑到双方曾经的情谊，选择了宽容处理这一事件。 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立即返回上海，希望重振旗鼓。他甚至参加了上海参议会议长的选举并成功当选，但很快因意识到国民政府的不支持而选择辞职。 1949年，面对国共内战的局势，杜月笙再次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国民政府希望他前往台湾，而共产党则希望他留在上海。在一系列考量后，杜月笙选择了前往香港，一个他曾短暂居住过的地方。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在香港去世，结束了他传奇而复杂的一生。
战神
语无伦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