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因当汉奸被判枪毙，被胡适等人救下，改判坐牢,49年出狱后曾决定去台湾，后写信给毛主席,毛主席只评了一句话，改变了周作人后半生命运。 周作人在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曾是五四时代著名的思想斗士。当时，许多人对他是否能安全度过战乱深表关心。1937年8月，著名学者郭沫若发表文章《国难声中怀知堂》，高度赞扬周作人的道德品质，并表达了对他安危的关切。 然而到1938年，周作人的形象因参与日本主办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而受到打击。此事件让他在文化界的声誉急转直下，多位文化人公开批评并要求他悔改。尽管如此，部分文化界人士仍对周作人抱有希望，认为他不会长期背离其原则。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周作人的行动令人失望，他不仅担任了伪北京大学文学院长，还成为了“东亚文化协议会”的理事和评议员。最终，他被汪精卫政权任命为教育总署督办，与日伪官员频繁互动。 周作人的命运在1939年1月1日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元旦那天，当一位戴着口罩的天津中日学院的学生来到周作人家中行刺时，周作人幸运地只受到轻伤。 在周作人后来发表的《知堂回想录》中，他推测这是日本人的阴谋，因为日本宪兵对他的态度极为恶劣，且刺客显然拥有较为完善的逃脱计划。 然而，此事发生后不久，周作人便接受了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聘任，这一行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如果刺客真是日本人，周作人似乎不太可能立即接受敌人的聘书，但他却做了相反的选择。 周作人的政治生涯自此急转直下，他不仅频繁与日本及其卫星国家进行互动，还公然为日军捐款。1941年至1942年间，他的行为引发了国人的强烈反感，但他似乎从这些亲日行为中获得了实际利益，如高额薪金和闲职。 周作人的生活也随之变得豪奢，他扩建了位于八道湾的大宅，雇佣了众多仆人和保镖，并且频繁举办豪华宴会。尽管曾经是以文学著称的周作人，他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最终使他变得极其世俗。 自1938年1月起，周作人便开始承担起对母亲生活费用的责任，然而在相对优渥的经济条件下，他对母亲的供养却显得十分有限。据悉，尽管他的月收入超过3000元大洋，却仅仅给予母亲50元，这一行为引起了母亲的不满，她甚至表达出对这位儿子的失望。 在周作人的家庭生活中，其妻羽太信子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羽太信子的性格与一般印象中的日本女性截然不同，她性格暴躁，易于发怒，并且在经济上极为奢侈。 这对周作人的精神和经济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以至于他在许多重要的人生选择上显得畏缩不前，无法摆脱妻子的影响。 尽管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的关系紧张，但这种紧张并未阻止他接受当时汪精卫政权的邀请，前往南京和苏州讲学，甚至在母亲病危之际仍旧选择外出，这进一步暴露了他在家庭责任和个人选择上的冲突和矛盾。 周作人的政治立场同样充满争议。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并未显示出对政治有强烈的兴趣或参与，更多的是沉浸于个人主义和文学追求之中。 这种态度在他后来的生活和职业选择中也有所体现，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他选择留在日本占领下的北京，继续其学术和文学活动，但这也使他被视为汉奸，战后因此被捕入狱。 1945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其在战争期间的行为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关押在南京老虎桥监狱。在法庭上，周作人为自己辩护，提出自己是在特殊条件下努力维护文化遗产和教育事业。然而，他也因为担任“伪督办”而饱受争议。 事实上，蒋梦麟确实曾委托周作人及其他三位教授共同保护北大的校产，但只有周作人后来涉足汉奸的行为，这一点与其他人显著不同。 服刑期间，周作人接收到了一位不知名战士的来信和日记。这位名叫谭天词的士兵，在信中用血迹书写，表达了对周作人的崇敬及其对抗日的承诺。 不幸的是，谭天词不久后牺牲。他的这份遗愿感动了周作人，促使他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判并成功争取到减刑，最终将刑期缩短为10年。 然而，尽管感受到了来自过去学生的深刻情感，周作人在监狱中并未全然悔改。在他的《复判申请书》中，他自述为文化救国作出了贡献，强调自己在八年抗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功在国家。 解放后不久，1949年8月和9月，周作人曾试图通过与周总理的书信往来，寻求摘掉“汉奸”标签，却没有得到明确的回应。1950年，当时的上海文联副主席冯雪峰查看了这些辩护材料后，对周作人的自知之明表示失望。 释放后的周作人，虽然被要求作出公开自我批评以获得公众的谅解，但他从未真正完成这一要求。他晚年依然利用与鲁迅的关系维持生活，并在其回忆录中继续为自己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