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病危，病床前却空无一人，六个子女均未到场。弥留之际，他忍不住放声痛哭＂报应啊，这都是我的报应。＂ 1896年，茅以升在江苏镇江的一个殷实之家出生。他的祖父茅谦是光绪年间的举人，曾主持南京师范学校工作并创办《南洋官报》，父亲茅乃登则是秀才出身，担任过《中外日报》的南京记者。 在这样书香门第的熏陶下，年幼的茅以升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六岁时，他就被送入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一年后转入南京思益学堂，这是当时国内第一所新式学校。 每天清晨，年幼的茅以升都会在河边读书背诗，这成为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他过目不忘的本领在这个时期就已经展露无遗，一个早晨的功夫就能将一篇文章背得滚瓜烂熟。 有一次，他站在爷爷身旁，只是默默看着爷爷用毛笔抄写《京都赋》。等爷爷写完搁笔时，小小年纪的他竟然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这一幕让他的爷爷惊讶不已。 1931年，政府决定在钱塘江上修建一座大桥，茅以升毅然放弃了水利局局长的职位，主动请缨担任钱塘江大桥工程处处长。 钱塘江大桥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这条江水流湍急，每年农历八月十五的钱塘潮更是凶险异常，潮水如同千军万马般冲击江岸。 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茅以升邀请了同样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罗英担任总工程师。两人携手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最大的困难是打桩工程，需要将一千四百多根木桩穿透四十一米厚的泥沙层。这个难题曾让外国工程师们知难而退。 面对这个世界级难题，茅以升创造性地提出了＂射水法＂。这种方法是先用高压水流在泥沙层冲出深洞，再进行打桩。 这项创新使得打桩效率提高了三十倍，将原本一天只能打一根桩的进度提升到了三十根。这一突破性进展为整个工程的顺利推进奠定了基础。 随后，他又相继发明了＂沉箱法＂和＂浮运法＂，解决了水流湍急带来的施工难题。这些技术创新不仅加快了工程进度，更为中国桥梁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工程进行到后期，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日军飞机经常对工地进行轰炸，但茅以升和工人们依然坚持施工。 1937年9月26日，历经四年多艰苦建设，钱塘江大桥终于建成通车。这座大桥为抗战物资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然而，仅仅几个月后，形势急转直下。为了阻止日军利用大桥，茅以升不得不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提前在桥墩上预留了空孔，埋设了炸药。1937年12月23日，在杭州即将沦陷时，他亲自指挥炸毁了这座凝聚着无数心血的大桥。 战争结束后，茅以升立即着手重建工作。他带着完整的图纸和技术资料，率领团队重启了大桥修复工程。 经过不懈努力，1948年3月，钱塘江大桥再次屹立在钱塘江上。 在茅以升光辉的职业生涯背后，却隐藏着一段令人唏嘘的家庭悲剧。1913年，年仅17岁的茅以升与戴传蕙结婚，这是一段门当户对的婚姻。 戴传蕙不仅相夫教子，更是茅以升事业上的得力助手。当茅以升获得赴美留学机会时，刚生完孩子的戴传蕙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照顾家庭的重担。 婚后，两人生育了六个孩子，组建了一个看似幸福美满的大家庭。戴传蕙始终默默支持丈夫的事业，甚至在茅以升担任水利局局长期间遭遇工程事故时，选择承受压力。 然而，1946年，已经五十岁的茅以升在上海工作期间，与年仅三十岁的权桂云相识。两人很快发展出超越正常关系的情感。 这段隐秘的关系一直持续到1950年的＂忠诚老实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茅以升主动向组织坦白了自己的婚外情，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戴传蕙耳中。 对于已经患有轻度抑郁症的戴传蕙来说，这个打击过于沉重。她的病情迅速恶化，最终郁郁而终。 戴传蕙的离世，在她的六个子女心中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痕。在他们眼中，是父亲的背叛间接导致了母亲的死亡。 从此，茅以升与子女们的关系彻底破裂。即便他后来与权桂云组建了新家庭，也无法弥补与子女之间的裂痕。 1989年，茅以升病重住院。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多次表达想见子女的愿望，但六个子女都拒绝了探望。 病房里，曾经叱咤风云的桥梁专家孤独地躺在病床上。面对空荡荡的病房，他发出了＂报应啊，这都是我的报应＂的悲叹。 生命的最后几天，茅以升一直在等待子女的原谅。他的小女儿最终于心不忍，伪造了其他兄弟姐妹的笔迹，写了一封表示原谅的信。 茅以升收到这封信后，带着对子女＂原谅＂的欣慰离开了人世。但实际上，这仅仅是小女儿的一片孝心，其他子女始终没有原谅这位在事业上取得巨大成就的父亲。
